第一階段是在王明路線統治黨中央時期。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上台。《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案》中，把召開七大，總結蘇維埃運動經驗，通過黨綱和其他文件作為“最不可延遲”的任務。王明一夥急於召開七大，是要正式確立他們的路線，確立他們在黨中央的正式領導地位。但是，王明誌大才疏，脫離中國實際，照搬蘇聯模式，使中國革命處處碰壁。四中全會後不久，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二次“圍剿”，此後戰事連綿，中共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腳，轉移到中央蘇區，後又進行長征，無法開大會。
第二階段是相持階段。1935年1月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黨中央帶領紅軍長征到陝北後，正確處理了西安事變，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使革命大發展。但是，1937年秋，王明又以斯大林“欽差大臣”的身份，從蘇聯回國，推行蘇聯模式。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要求“在最近時期內”召開七大，並且規定了七大的主要議事日程，宣布成立一個由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的七大準備委員會。但事實上，這個委員會並未工作。為什麼？很顯然，王明聲稱代表斯大林，代表共產國際，毛澤東和王明要執行的是兩條不同路線。此後，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立刻進行具體準備”，召開七大；1938年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要“在不久的將來”召開七大。但都沒有召開。
對此，1945年6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會上關於選舉候補中央委員問題的講話中說：“遵義會議以後，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中間也遭過挫折。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就是一次挫折，十二月會議的情形，如果繼續下去，那將怎麼樣呢？有人說他奉共產國際命令回國，國內搞得不好，需要有一個新的方針。所謂新的方針，主要是在兩個問題上，就是統一戰線問題和戰爭問題。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或減弱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遊擊戰還是運動戰？”在這裏，毛澤東提出了“十二月會議的情形”如果繼續下去將怎麼樣的問題，但是沒有回答。後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聯絡員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孫平）在他的《延安日記》中做了回答。他寫道：“1938年12月全會通過召開第七次黨代表大會的決議之後，毛澤東意識到他是孤立的，意識到大會很可能選出一個新的中共中央主席——王明。”
第三階段是延安整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下決心從思想上整黨，從《改造我們的學習》開始，整頓黨的作風，反對教條主義、黨八股、宗派主義等“共產黨之大敵”、“工人階級之大敵”、“人民之大敵”、“民族之大敵”，來一個思想解放運動，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是需要極大的勇氣、決心和魄力的，也是需要時間的。為此，七大的召開時間又陸續推遲了五次。
這時候，在王明一夥看來，“十二月會議的情形”仍然存在。這不僅因為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不同意延安整風，斯大林派駐延安的聯絡員孫平和王明，又多次向斯大林報告，說延安整風是“反莫斯科派”，就是“反斯大林”。更重要的是因為當時的形勢。當時蘇德戰爭爆發，希特勒德軍很快地打到莫斯科城下，蘇聯危急；日本關東軍又蠢蠢欲動，準備從東麵進攻蘇聯，使蘇聯腹背受敵。斯大林麵對此情，接連數次發電報要毛澤東調八路軍到南滿、長城一線抗擊日軍，保衛蘇聯。毛澤東不幹，也確實沒有力量幹。如果按照王明“孤注一擲”的方針，將八路軍的主力調到南滿、長城一線去和日本關東軍硬拚，結果必然很悲慘，很可能使中國革命的主力毀於一旦。更為嚴重的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多次強調有一條檢驗真假馬克思主義者，或者檢驗真假共產黨人的“分水嶺和試金石”——“保衛蘇聯”。按照這一條“分水嶺”、“試金石”來分、來試，王明當然是最好的人選。
“斯大林還是講理的”。在這兩次關係中共命運和中國革命興衰成敗的關鍵時刻，斯大林都沒有支持和他關係很好、而對他又言聽計從的王明，而是支持了毛澤東。第一次，十二月會議後，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明確支持毛澤東為黨的領袖，要王明“不要再爭了”。第二次，在延安整風期間，盡管王明和孫平給莫斯科發了大量誣蔑延安整風、誣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電報、報告，企圖通過共產國際打倒毛澤東，扶植王明上台。斯大林不但沒有聽信讒言，支持王明，反而審時度勢，下決心解散了共產國際。實際上，這是斯大林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給了中共和毛澤東以巨大的支持。
五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大會曆時50天。547位正式代表和208位候補代表，代表著121萬共產黨員。共開大會22次。大會聽取了毛澤東同誌的政治報告，朱德同誌的軍事報告，劉少奇同誌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軍事問題決議案和新的黨章，選出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領導機關。這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最盛大、最完滿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七大的曆史功績，具體來說主要有三：
一、總結了24年的革命經驗，擺脫了蘇聯模式，決定走中國式的革命道路，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黨的指導思想。中共一大至六大，都是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召開的，因為它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隨著毛澤東思想的成熟和1943年共產國際的解散，中共七大獨立地製定了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新中國的路線和策略。曆史證明，這些路線和策略是完全正確的。七大指出，新中國不可能也不應該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但也不可能直接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新中國應當是“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即“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毛澤東強調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中國人民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論，既屬於根本原理又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今天看來，還是十分正確，難能可貴的。
七大把黨在長期奮鬥中形成的優良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這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誌。
七大通過的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這是這次修改黨章的最大特點。這使全黨在思想上、工作上步調一致，是奪取勝利的理論基礎。
二、堅持為中國人民服務，“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使七大開成了“團結的大會”。七大高舉為中國人民服務的旗幟，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人。斯大林把“保衛蘇聯”說成了“檢驗一切真假馬克思主義者，或者真假共產黨的試金石或分水嶺”。王明一夥，不顧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照搬蘇聯模式，把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意見神聖化，要句句照辦。毛澤東說：“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這是中共黨建的核心內容。正因為高舉了為中國人民服務的旗幟，所以七大開成了團結的大會。在這方麵，毛澤東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七大進入選舉階段後，毛澤東提議要把幾位犯了錯誤的同誌，包括曾經幾次整過他的王明，選進中央委員會，並為此三次給大家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