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hgt黃卉青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國工農紅軍被迫撤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途轉移，這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造成的嚴重後果。長征初期，由於博古、李德等人不顧當時敵我的實際情況而一再貽誤戰機，致使紅軍不得以傷亡過半的代價才突破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湘江。這時，紅軍處於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也是一個關係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議不僅批判了李德和博古等人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所犯的軍事教條主義錯誤，而且撤銷了以李德、博古為首的軍事“三人團”。不久，又成立了以毛澤東等為代表的新的“三人團”，從而使紅軍最終成功地跳出了敵人的重重包圍，挽救了處在極端危險中的黨和紅軍。
“三人團”的成立與撤銷
四中全會王明上台以後，就在黨內形成了一個以莫斯科留學生為主的宗派集團，而博古又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是王明路線最忠實的執行者。1933年1月，時任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的博古從上海來到蘇區首府瑞金，並直接領導了中央蘇區的工作，以後就開始實行王明的錯誤路線，打擊和排斥執行毛澤東正確主張的幹部，就連毛澤東本人也被撤銷了一切職務，隻留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空頭銜。9月初，由共產國際派來駐中共的軍事顧問李德也經上海來到瑞金，直接掌握了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權。12月下旬，李德以統一指揮為名，建議並經中共中央局決定，取消了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和紅一方麵軍司令部的名義和組織，將原先的“前方總部”撤回後方，並入中革軍委機關，由中革軍委直接指揮中央蘇區的各軍團和其他獨立師團作戰。至此，博古與李德二人一個在政治上一個在軍事上一唱一和大權獨攬，不僅排斥了毛澤東等人在長期的鬥爭中總結出來的成功經驗和正確主張，且不顧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推行軍事平均主義，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後，采取了所謂的“多路分兵”、“短促突擊”等作戰方針，命令紅軍同數倍於己的敵人打陣地戰，拚消耗。紅軍在人員補充及武器裝備都不及敵人，且在戰略戰術上也不能發揮自身特長的情況下已陷於被動地位，中央根據地在不斷地縮小，尤其是1934年4月的廣昌戰役，紅軍主力遭到了嚴重損失。這時，敵人對根據地的碉堡封鎖線已經構成，紅軍在內線已經無法打破敵人的“圍剿”，為了保存有生力量，打亂敵人的部署，紅軍主力應該突圍至外線，在廣大的無堡壘地區同敵人作戰，以創建新的根據地。然而，“左”傾主義的冒險領導者繼續命令紅軍同敵人以硬拚硬，在建寧、龍崗、連城等根據地相繼失守，敵人已向根據地腹地推進時才提出了準備退出中央蘇區進行轉移。1934年夏，為準備紅軍主力撤離蘇區實行戰略轉移，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三人團，負責籌劃。政治、軍事由博古和李德分別做主，周恩來隻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行。可以說：“三人團”的成立，使“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的權力更加集中，更加專製。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得博古、李德在強大的敵人麵前產生了恐懼心理，紅軍撤出中央根據地進行轉移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有必要對廣大的紅軍指戰員進行政治動員，給他們解釋紅軍為什麼要撤離根據地和這次轉移的基本任務是什麼等，紅軍突圍轉移，就連國民黨都知道紅軍的下一步去向，而在紅軍中不要說普通戰士，就連許多高級將領也都不太清楚這一重大的戰略意圖，這就證明了博古與李德等人在紅軍突圍轉移之初犯了逃跑主義錯誤以及他們領導和指揮才能的貧乏。
紅軍突破敵人的三道封鎖線到達湘江以後，本來，紅軍可以利用敵人在湘南地區尚無堡壘、防禦力量比較薄弱的有利時機進行機動作戰，再者可以利用湘南地區廣泛的群眾基礎開展工作（湘南曾在大革命時期就有過黨的組織及農民運動，建立過革命政權和革命武裝）。在這裏，彭德懷曾經向博古、李德建議以三軍團向湘潭、寧鄉一帶挺進，威脅長沙，在靈活機動中消滅小股敵人，迫使蔣介石改變部署，從而阻擊、牽製敵人；同時，我中央率領其他兵團，占領漵浦、辰溪一帶，迅速發動群眾創造戰場，創建根據地以粉碎敵人的進攻。可惜的是，博古與李德等人抱著錯誤的主張不放，認為紅軍隻有同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紅二、六軍團會師以後才能對敵人實行反擊。彭德懷的意見沒有被采納。
長征之初，博古和李德犯了組織上的錯誤。紅軍長途轉移是一次重大的、關乎生死存亡的嚴重問題，是迫不得已的軍事行動，行動的靈活與否決定著行動的成敗，可博古、李德等人沒有把這次突圍看作一次重大的戰鬥行動，而是進行“大搬家式”的行動，部隊、機關沒有精簡，一些笨重的機器沒有銷毀或掩埋，大批的戰鬥隊成了掩護隊，中央縱隊在壇壇罐罐的拖累下一天隻能走二三十裏，部隊的處境日漸被動。另外，紅軍突圍轉移，本應是一種積極的、有計劃的戰略行動，不是單純躲避敵人的消極步驟，而博古李德卻把紅軍突圍看成是一種消極避戰的撤退逃跑，不敢對敵人實行主動的放手的進攻戰，致使紅軍的士氣得到不得發揚，部隊得不到休整和補充，反而經常被動挨打，處境極其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