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以傷亡過半的代價突破湘江以後，博古、李德仍要按原計劃行動，去和二、六軍團會合。此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將要和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速調劉建緒和薛嶽等15個師的兵力對紅軍實行前堵後追。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按原計劃行動，紅軍將麵臨著全軍覆沒的危險。12月中旬，紅軍在翻越老山界時，中共中央內部就發生爭論，毛澤東、王稼祥和張聞天就開始批評中央的軍事路線，認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是由於軍事領導上的錯誤造成的。毛澤東曾向中央建議：放棄去湘西的計劃，但博古和李德沒有采納。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李德堅持紅軍主力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毛澤東以敵軍重兵阻攔紅軍主力北上這一情況出發，力主西進，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王稼祥、張聞天和周恩來等多數人讚成毛澤東的這一主張。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就紅軍動向問題再次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最後明確否定了李德、博古要去湘西的計劃，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建議。也就是說，通道和黎平會議，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占領了遵義城，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具有曆史意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遵義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重新肯定了毛澤東根據戰爭實踐經驗總結出來的一係列正確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改變了紅軍的行動方向。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三人團”，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揮權。至此，中共中央終於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使紅軍在長征途中擺脫了數十萬的敵軍的圍堵，取得了中國紅色革命的最終勝利。
新“三人團”的成立
遵義會議是整個紅軍長征曆史的一個根本轉折點，它宣告了王明“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的結束，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路線領導地位的確立。長征中，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中央三人領導體製的確立是極為重要的。這個領導體製經曆了一個演變過程。它不僅為長征的勝利提供了堅強有力的政治基礎和組織保證，而且也為後來的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一、長征初期，毛張王“中央隊三人團”構成了政治局內反對“左”傾錯誤的中堅力量，為新“三人團”取代舊“三人團”準備了條件。毛澤東同張聞天原先並不相識，在中央蘇區的革命實踐中才有所了解。長征開始後，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一路行軍，一起宿營。這時，最高“三人團”忙著指揮部隊出征，把毛張王撂在一邊，這給毛張王提供了經常在一起討論問題的機會。其間他們的話題集中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及其經驗教訓上，三人在思想觀點上取得了共識，毛澤東影響了張聞天，張聞天又影響了王稼祥，這就逐漸形成了“中央隊三人團”。在這個“三人團”中，毛是核心人物，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王稼祥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張聞天是三人中職務最高的，為政治局常委，處於中央核心領導層地位。毛張王走在一起，形成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團，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基礎。
二、遵義會議取消了舊“三人團”，推動了新領導體製的演講，會後不久，成立了由周毛王組成的新“三人團”。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會上，周恩來作了副報告，張聞天作了反報告，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據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記載：“擴大會中恩來同誌及其他同誌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誌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誌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A同誌（指李德——引者注）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從這段原始記述中可以看出：毛張王的“提綱和意見”，是遵義會議上的主導意見，並得到周恩來等多數與會人員（除博古、李德、凱豐外）的“完全同意”，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的正確主張。綜觀遵義會議的全過程，筆者認為，有兩位關鍵人物的發言起了關鍵作用：一是張聞天的“反報告”，在政治上、軍事上起了撥亂反正的導向性作用。二是周恩來的舉薦發言，在組織上起了重新考慮軍事主帥的決策性作用。周恩來在作了副報告、聽取了張、毛、王、朱等人的發言後，“全力推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的今後行動”，“他的倡儀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遵義會議決定：毛澤東同誌選為常委；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誌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