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對新婚夫婦的蜜月還沒有度完，便迎來了他們共同生活後的第一場風雨。在3月9日的《解放日報》上，丁玲發表了雜文《三八節有感》。這篇文章在延安引起了爭論，不久又被國民黨的報紙轉載，這使問題更加複雜化了。有人開始用異樣的眼光注視丁玲。此時，延安整風運動開始了，丁玲接到通知：去楊家嶺參加高級幹部整風學習會。
那次整風學習會由毛澤東主持。康生的老婆曹軼歐第一個發言，上來就批評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第二個發言的是賀龍，也是批評這兩篇文章。接著又有四五個人發言，重點都是批評這兩篇文章。丁玲心裏有點緊張，也有點委屈，她滿腔熱情地來到延安，還是第一次聽到自己人這樣嚴厲的批評。會議結束的時候，毛主席作了總結發言：“《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是同誌。”
第二年，丁玲和陳明又都去中央黨校，參加審幹，接受審查。丁玲在黨校一部，陳明在黨校三部，兩個部不在一起。審幹是很嚴肅的事情，有著嚴格的紀律，整整一個夏天，他們不能單獨見麵，不能在一起說話。丁玲由於在南京被捕的那一段經曆，思想壓力很大。有時，黨校開大會，陳明可以看見丁玲，他真想走過去，說幾句關心體貼的話語，但是他不能夠，他是黨員，黨的紀律約束著他。
這場風波之後，陳明決意聽從原來的組織分配方案，到一個縣裏去當縣長，想把丁玲的組織關係也轉到那個縣去。離開政治鬥爭的中心，下鄉去開展群眾工作。
但是一場談話，改變了陳明的想法，也決定了他此後的道路。
有一天，胡喬木去找陳明，他十分懇切地對陳明說：在共產黨內，培養一名縣長、團長可能不困難，但培養一名作家可不是輕而易舉的事，目前延安最缺少的是專業人才。丁玲不僅是你的妻子，更是我們黨內不可多得的有才華的作家，所以，組織上不同意你們這個想法。喬木還建議說，你不僅不能帶走丁玲，最好你也調到文協來，幫助丁玲，做好文協的工作，這個工作的意義，一點不亞於你去當那個縣長。陳明懂得，胡喬木是代表組織同他談話，他說的，是黨組織的意見。陳明還懂得，喬木要他到文協來，是對丁玲的關心、幫助和照顧。為了黨的事業，為了丁玲，還有什麼可商量的呢，愉快地服從好了。
這件事情，在陳明和丁玲一生中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做縣長，陳明可以充分施展他的組織才能、行政才能，丁玲呢，是作為他的夫人跟隨他去的；到文協，就進入了文化界，他是以協助丁玲的角色出現。文藝界非他所願，文藝創作也非他所長。但是他和丁玲兩人，誰幫助誰、誰協助誰都是一樣的，既是革命分工不同，也是家庭裏的角色不同，總有主角和配角嘛，隻要於丁玲有益，隻要丁玲高興，他心甘情願做一輩子“配角”。
1944年5月，丁玲和陳明、畫家石魯到延安柳林區麻塔村采訪，那裏有一種地方病，當地稱為“柳拐子”，有些人害怕這種病，都躲得遠遠的，但是丁玲他們幾個人卻住在老鄉家裏，她跟患柳拐子病的村長婆姨睡在一鋪炕上，說話，交朋友，了解素材。她寫了散文《三日雜記》，刊登在《解放日報》上，毛澤東看到了，很高興，說，唉！丁玲，你能夠和“柳拐子”婆姨睡在一塊兒聊天呀。丁玲從這短短的一句話裏，感受到了鼓勵。6月，她參加了陝甘寧邊區合作社主任聯席會議，根據會上采訪到的模範事跡，寫成報告文學《田保霖》，又刊登在《解放日報》上，同一天的報紙上還登有歐陽山寫的一篇文章。毛澤東又看到了，當天夜裏，他就給丁玲和歐陽山寫信說：“快要天亮了，你們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後睡覺前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兩位的新寫作作風慶祝。”當天晚上，毛澤東約他們兩個到棗園敘談，並一起吃了晚飯，直到很晚才策馬離去。回到家裏，丁玲異常興奮，她把毛主席的講話，把自己的感受講給陳明聽，和他一起共享這歡樂和喜悅。後來丁玲深情地回憶說：“延安棗園裏的黃昏，一鉤新月，夏夜的風送來棗花的餘香，那樣的散步，那樣的笑語，那樣雍容大方，那樣溫和典雅的儀態，給我留下了美好的記憶。”
丁玲忙起來了，她的筆觸完全轉變到工農兵身上來了。為了紀念抗戰七周年，《解放日報》社長博古要她采寫《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一文。為了寫好這篇文章，丁玲采訪了劉伯承、蔡樹藩、陳賡、陳再道、陳錫聯等同誌，用了一個星期寫完它。那時正是7月，天氣熱得厲害，她躲在窯洞裏，一麵扇扇子一麵寫，寫到國民黨無能怕死的情節時，她不覺笑出來。陳明問她笑什麼，她就把剛寫好的文字念給陳明聽，兩個人一起大笑起來。她在找陳賡談材料時，陳賡高興地告訴她，毛主席曾在一次高幹會上說：“丁玲現在到工農兵中去了，《田保霖》寫得很好，作家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好文章。”丁玲心裏明白，毛主席一再表揚，這是在鼓勵我，也是為我在群眾中恢複聲譽，為我今後到工農兵中去開放綠燈。陳明說，那我們就要更好地去深入工農兵，反映工農兵。今後我們要多下去。
一二九師的文章寫完，丁玲與陳明兩人就深入到安塞難民紡織廠去了解生活，這個工廠是一個先進典型。這一次他們住的時間很長，住了兩個多月，搜集了很多材料，想寫一部廠史，可惜的是，這些材料後來在戰爭中遺失，廠史終於沒有寫成。但是丁玲在難民紡織廠期間寫了雜文《老婆疙瘩》和通訊《記磚窯灣騾馬大會》，接著，她又采訪寫出了文教衛生模範工作者《民間藝人李卜》、邊區特等勞動英雄《袁廣發》……有陳明在身邊，她心情好，創作狀態也好。兩個人一起采訪回來，晚上就一起研究材料，一起構思，一起琢磨題目，動手寫作。他們的窯洞在山上，山下麵有一個廣場，晚上常常有演出。夜深了，廣場上的戲散了，觀眾漸漸散去，喧嚷的人聲漸漸消失，四周一片寧靜，這時，他們兩個人也要休息一下，要吃夜宵了。陳明拿出晚上打回來的小米飯，用開水泡一泡，丁玲拿出他們自己醃製的鹹菜，兩個人相對而坐，吃得很香甜，心裏也很香甜……
在深入工農兵中間，丁玲的創作風格、行文習慣，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她有意識地寫一些短小的文章，在寫這種短文時改變她的文字和風格，更貼近老百姓，更適合老百姓的閱讀口味。她還和柯仲平、陳明等人組成一個“說書組”，幫助延安民間盲藝人韓起祥改造舊說書，創作新節目。
1945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了，丁玲和陳明、蕭三、楊朔等人發起組織延安文藝通訊團，經中共中央辦公廳批準，準備赴東北解放區從事新聞報道工作。年底，他們抵達晉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張家口市。這時，因為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去東北的交通暫時中斷，丁玲一行人便暫時留在了張家口。
1946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五四指示》，各解放區迅速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7月，丁玲和陳明參加了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他們先到了懷化南邊的辛莊，有一天，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從外麵跑進院子，神情有些慌亂。她是地主家的孩子。這個女孩子，在丁玲腦子裏盤旋了很久，晚上，她和陳明談起了這個女孩子。
她說：“這些地主的子女，這樣年輕的孩子，在翻天覆地的土改運動裏，她的前途、命運將會如何？我今天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她的家庭是罪惡的，而她自己是無辜的，但是她的命運必然要受到家庭的牽連。”
陳明一邊準備鋪蓋一邊說：“那你就寫一寫這種人嘛，從政策上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從寫作上講，也是一個很好的題目！”
丁玲說：“我將來一定要寫她，我已經有了一個想法，要寫一部土改的小說，不是短篇，要寫一部長篇！這是中國農村、中國農民幾千年的巨大變化，是土地關係的巨大變化，在這個變化中間，一定會有許多生動的故事，我們就把這些故事記錄下來。”
後來，這個激發了丁玲靈感的女孩子，就化做了《太陽照在桑幹河上》裏麵的黑妮。
rihgt（作者：延安革命紀念館副研究員；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