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毛澤東再次致電莫斯科，準備於11月初訪蘇，但沒有得到及時答複。又過了將近兩個月，毛澤東於11月21日再次致電莫斯科，以身體欠佳及忙於戰事為由，主動提出把去莫斯科的時間改到1948年12月底。此電去後，直到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才回電答複：“至於您訪問莫斯科一事……很遺憾，您需再次將您的啟程日期推遲一段時間。”後來蘇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派其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到中國和中共領導人會談。1月14日斯大林致毛澤東電：“我們還是主張您暫時推遲對莫斯科的訪問，因為目前很需要您在中國。如果您願意，我們可以立即派一位負責的政治局委員到您那裏去，到哈爾濱或另一個地方就我們感興趣的問題舉行會談。”毛澤東很快於1月17日複電同意推遲訪蘇，歡迎米高揚來中國。
斯大林為何一再婉言拒絕毛澤東在建國前訪蘇，據米高揚在報告中披露：“1949年1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如何答複毛澤東關於來訪時間的詢問時，斯大林提出一個看法，認為毛澤東在那個時候來訪未必適宜。當時他是遊擊隊領導人，雖說擬化名來訪，但隱秘這次訪問是不可能的。他從中國動身的消息肯定會傳出去。而他的訪問在西方被說成是到莫斯科聽取蘇聯共產黨的指示，他本人會被稱為莫斯科的代理人。這會損害中共的威信。這樣對中共和蘇聯都不利。”正是基於這種考慮，促使斯大林一再婉言拒絕毛澤東訪蘇。
但筆者認為這是當時斯大林可以拿到桌麵上對中共說的官話，雖說中共和蘇共意識形態相同，但畢竟是當時的反政府武裝。斯大林和蘇共領導人對中共能否奪取全國勝利建立政權尚心存疑慮，貿然接受毛澤東訪問將意味著和國民黨政府公開交惡。這樣會給蘇聯帶來不小麻煩。因此斯大林不願意隻把牌壓到中共一方去冒險。
1949年1月31日，米高揚到達西柏坡。2月1日至7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和任弼時等中央書記處成員同米高揚進行了多次會談。毛澤東著重圍繞奪取全國勝利和建立新中國的問題，向米高揚係統地談了中共的意見。通過與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的會談，米高揚認為毛澤東有遠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領袖人物。這對改善中蘇兩黨關係，減少斯大林及蘇共中央領導人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疑慮起到了重要作用。
米高揚訪華之後，中國革命形勢在短短5個多月時間內又發生了巨大變化：國共北平和談宣告破裂，南京、上海相繼解放，新政協籌備工作已在進行，新中國即將建立。中共中央為進一步加強中蘇兩黨關係，爭取蘇聯的理解與支持，並向斯大林和蘇共中央介紹中國革命形勢和最新發展，決定派劉少奇秘密訪蘇。1949年6月21日，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團正式動身前往莫斯科。
7月4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蘇共中央和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書麵報告。斯大林對報告非常滿意，並在隨後的會談中表示：“中國政府一成立，蘇聯立即就承認你們。”對久拖不決的毛澤東訪蘇問題，斯大林也痛快地答應：“中國政府成立，兩國關係建立後，毛即可以來，如毛還不便來，蘇聯可派代表團到中國去。”劉少奇訪蘇，直接溝通了中蘇兩黨領導人之間的聯係，並為毛澤東建國後訪蘇做了重要準備。
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天，蘇聯即宣布同新中國建交。1949年11月9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致電中國駐蘇大使王稼祥：“我們已請科瓦廖夫（蘇聯經濟專家組組長）通知斯大林同誌，請他決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時間。我們認為毛主席可於12月初動身去莫斯科。”11月12日接到斯大林的邀請電後，毛澤東立即複電：“斯大林同誌：感謝您歡迎我到莫斯科去，我準備於12月初動身。”
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在陳伯達（以教授身份）、師哲（翻譯）、葉子龍、汪東興和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蘇聯經濟專家組組長科瓦廖夫等隨行人員的陪同下，第一次走出國門，踏上了訪蘇的旅程。
rihgt（作者單位：延安革命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