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於類比是一種由特殊到特殊的推理，難免帶有某些想象、猜測的成分，使得類推的結果難免帶有偶然性。這樣，借助類比的啟示和溝通所實現的移植，又決定了移植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試探性方法。創意和試探性的統一，是移植法的一個突出特點。因此，應用移植法時要注意對移植對象和需要對象有充分的了解，並準確把握移植的限度。比如，打算將方便麵的製造技術移植到方便米粉的開發上來，就應當對“麵”與“粉”的製造特性有所了解，因為小麥與大米的屬性畢竟是有差別的，簡單地照搬方便麵的工藝流程到方便米粉的製造上，可能會難以如願。
再如，人的心髒運動雖然像聽筒一樣，包含有簡單的力學原理。心肌活動伴有生物電的變化，並受到神經係統的支配。因此，將力學原理移植到人工心髒的研究開發上，就不那麼容易實現“拿來主義”。即是說，移植法的適應範圍是會受到一定客觀基礎與主觀認識的限製的。移植的跨度越大，這種限製表現得越突出。因此，準確地把握移植的限度，是運用移植創意法必須注意的問題。
邏輯推理法
邏輯推理法這種創意方法使人具有一種預見能力，這就保證我們能事先對某個設想或課題進行嚴密的思考，使我們具有一種更深刻、更為完善的認識能力。
“請允許我以為2乘以2可以等於5。我也將證明從爐子的煙囪裏可以飛出女妖來。”德國大數學家大衛·希爾伯特用上麵這種幽默的口吻表達了科學邏輯所具有的必然性。的確，科學的美妙在於嚴謹性和千絲萬縷的邏輯關聯。認識這種嚴謹性和複雜性，就需要我們具有“步步為營”式的邏輯推理，這便是人類“分析思維”（又稱邏輯思維）的功能。
分析思維同直覺思維是截然不同的。分析思維是一種以某個確定的“程序”逐步展開的（而不是“躍進”的），每一個思維環節之間都有一種確切的、可供分析的邏輯遞進關係；分析思維的過程自始至終都是被思維者所清晰地意識到，並且可以用語言向別人傳輸的。正是人類具有分析思維能力，才能建立起龐大嚴密的科學體係，並且使人的認識活動具有極大的預見性。關於分析思維和直覺思維的相互關係問題，哈佛大學認知心理學家布魯納作了比較正確的論述，他說，關於問題的解決“一旦用直覺方法獲得可能的話就應當用分析方法進行檢驗”，因此，他強調“應該承認直覺思維和分析思維的相互補充的性質”。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一位科學家的直覺隻能使他產生一個新奇大膽的設想，並且對這個設想充滿著自信心，但對這個設想的證實，就離不開分析思維的活動。分析思維的欠缺，往往使人抱憾終生。
1846年，法拉第提出：電力線和磁力線的振動可以產生光和其他輻射現象，但他的分析思維不足，並且基本上不懂數學。他一生研究電學的總結性著作《電學實驗研究》是一本巨著，卻找不到一條數學公式。因此，他不能將他自己關於光的電磁理論的思想精確地表達出來，並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好在比法拉第小40歲的麥克斯韋分析思維過人，擅長於理論概括，他繼承了法拉第的想法，用驚人的才能，建立了電磁場的基本數學方程式，把電荷、電流、電場和磁場間的普遍聯係完全統一起來。
實踐與理論是密不可分的。而從實踐上升到理論卻需要經過人類的思維進行總結、分析，去粗以精，去偽存真，最終得出正確的、科學的理論。
卡爾·馬克思所寫的鴻篇巨製《資本論》在思維方法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運用邏輯分析推理光輝典範。《資本論》的思維上的特點就是根據事物的抽象形態來考察事物，從抽象到具體，也即最初暫時撇開各種複雜的次要因素，從論述對象的最一般的本質和規律出發來把握事物，然後隨著分析的深入，再逐漸地把一些具體的因素加進去考察。這種依次遞進的思維方式對於我們理解事物本質是很有裨益的。正如馬克思本人所指出的：“隻要知道了剩餘價值的各個規律，利潤率是容易理解的。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則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