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注〕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為媚莽之言，或以為言遜之謂也，吾乃以為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以前之美耳，然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楊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蔽天地而無慚，教關百代而不恥，何遜媚之有乎？〔疏〕“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者，王莽傳：“元始元年，群臣盛稱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記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製，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後乃下詔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令（一），傳之無窮。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是漢公者，安漢公之略言也。“勤勞則過於阿衡”者，詩長發：“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箋雲：“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也。”莽傳：“元始四年，有司請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音義引柳宗元雲：“伊尹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矣。”宋雲：“成王幼，太甲昏，勢亦殆矣。然周公居叔父之尊，伊尹當阿衡之重，二公可取而不取，卒以忠勤複辟而正之。夫舉其可取不取之因，明其不可取而取之事，則子雲之罪莽亦大矣。”吳雲：“班固曰：‘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後之權，假伊、周之稱。’子雲因其假也，故以伊、周為言。”司馬雲：“法言之成，蓋當平帝之世，莽專漢政，日比伊、周，欲興禮樂，致太平，上以惑太後，下以欺臣民。附己者進，異己者誅，何武、鮑宣以名高及禍，故楊子不得不遜辭以避害也。亦猶薛方雲：‘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也。’當是之時，莽猶未篡，人臣之盛者，無若伊、周，故楊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麵者也。或曰：‘楊子為漢臣，漢亡不能死，何也？’曰：‘國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之，義也。向使楊子據將相之任，處平、勃之地，莽篡國而不死，良可責也。今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柰何責之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所難。凡責人者，當先恕己，則可以知其難矣。’或曰：‘楊子不死，可也。何為仕莽而不去？’曰：‘知莽將篡而去者，龔勝是也。莽聘以為太子師友，卒不食而死。楊子名已重於世，苟去而隱處，如揭日月潛於蒿萊，庸得免乎？’或曰：‘楊子不去則已，何必譽莽以求媚，豈厭貧賤，思富貴乎？’曰：‘昔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猶為桓溫、陶胡奴所劫，僅以敏捷自免。況楊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及莽，莽能無恥且忿乎？此杜預所謂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且楊子自謂‘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始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中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此豈非言行相副之明驗乎？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幾希！而子乃疑其求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楊子果好富貴，則必為莽佐命，不在劉、甄之下矣。”俞雲：“王莽居攝三年，劉歆與博士諸儒議莽母功顯君服，稱‘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然則伊尹、周公者，莽居攝以前所以自比者也。至始建國元年，莽曰：‘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則不自以伊尹、周公，而以為虞舜矣。楊子此言，與阮嗣宗為鄭衝勸晉王箋同意。箋曰：‘昔伊尹，有莘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借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是亦以伊、周比之也。末曰：‘今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是亦不許其為虞舜也。此皆古人之微辭，後人鮮或能喻矣。或疑楊子既不諂莽，何必為此言。溫公釋之曰‘晉袁宏作東征賦’雲雲，溫公之論，亦屬膚淺。楊子特著此文，蓋有微意矣。法言一書，終以孝至，是篇論唐、虞、成周，而終之以漢。上文曰：‘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又曰：‘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下文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終之曰：‘唐矣夫！’蓋以漢德上媲唐堯也。中間特著此文，以見漢祚中絕之由。且上言允懷，見民心之思漢也；下言中天，見漢祚之方半也。若無此文，則前後文之微意皆不見矣。故依楊子之文觀之，自唐、虞、成周而漢，漢絕於新，新複為莽，曆曆可數。至誠前知，楊子之謂矣。”榮按：法言此文，最為後儒詬病。困學紀聞雲：“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矣。司馬公雖曲為之辯，然不能滌莽大夫之羞也。”其為子雲解脫者，或以此為出於後人之附益，張氏澍蜀典雲：“太平禦覽揚子恬淡寡營，以賣文自瞻。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怨家取法言援筆益之曰‘自周公以來’雲雲，繕寫多行於世，至今無有白其心跡者。按抱樸子雲：‘王莽之世，賣餅小人皆得等級；鬥筲之徒，兼金累紫。’揚子雲確然忠貞之節形矣。亦可見莽大夫之誣題目也。”凡此皆未達古人立言之旨，而謬為之說。竊謂欲明此文之義，有不可不最先明辯者，即法言之成，果以何時是也。溫公謂此書之成當在平帝之世，而弘範發揮本書微旨，多雲病篡之辭，則以此書為成於莽世。愚考子雲自序曆述生平著書，至譔法言而止，且此後更無它文，則法言必為子雲晚年之作。其成書之年，去卒年當無幾。以本書各篇明文證之，如本篇稱“漢興二百一十載”，明用始建國元年，莽策命孺子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曆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之語。又稱“複其井、刑，免人役”，莽製井田及禁民買賣奴婢，均始建國元年事。而重黎篇稱“羲近重，和近黎”，莽之分置羲仲、和仲、羲叔、和叔，在天鳳元年，詳見重黎疏。則法言之成，乃在天鳳改元以後，辭事明白，無可疑者。是時莽盜竊已久，普天率土，同蜷伏於新皇帝威虐之下，而此乃用其居攝以前稱，稱莽為公，係之於漢，其立言之不苟為何如？孟子言：“無伊尹之誌，則篡也。”今謂過於阿衡，即不啻直斥其篡逆之惡。故使此言而發於孝平之世，則不免於遜媚之譏；若發於莽稱新皇帝以後，則正名之義，謂之嚴於斧鉞，可也。注“言蔽天地而無慚，教關百代而不恥”。按：此用本書五百語。（一）“令”字原本訛作“今”，據漢書王莽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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