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走在大路上
起重設備廠吳廠長來電話，想請宿遷吃飯，感激他對企業的支持。盛情難卻，宿遷隻得答應。宿遷是機械局企管處副處長。最近一份調研報告中，他以起重設備廠為解剖對象，詳細剖析了小型國企的困境，提出解決的思路和措施。
晚飯訂在馬家花園路渝江火鍋城。抗戰時期，一馬姓人家在這裏修了一幢鄉村別墅“西村”，又稱“馬家花園”，街道也因此得名。新中國成立後，周圍修起鐵路新區。馬家花園舊址成為鐵路招待所，火鍋城就設在裏麵。
火鍋城外，吳廠長迎到宿遷，將他帶到大廳一角屏風隔成的雅間。主人除了吳廠長，還有黨總支郭書記。桌上，一大鍋濃香四溢的啤酒鴨沸騰著，旁邊放著一瓶“劍南春”酒。
“感激宿處長為我們疾呼。”吳廠長端著酒杯，誠摯地說：“隻要職工工資能夠保證，叫我咋辦都可以。我先幹為敬！”他仰頭喝下滿滿一杯酒，感慨地歎息一聲。
宿遷也喝幹酒，落寞地放下酒杯：“我人微言輕，隻能耍筆杆子，具體幫不上忙。”
“不能這樣說。如果局上幹部都像你，不是隻要好聽的數字，而是實實在在地為企業辦事，再大的困難也有辦法克服。來，嚐嚐鴨子，味道不錯。我敬你！”郭書記給宿遷夾了幾塊鴨肉，起身豪爽地將酒喝幹。
“但願吧。”宿遷含混地說，文靜的總是帶著疲態的臉上，籠上幾絲淡淡的迷惘，方框細邊眼鏡，也顯得茫然地搭在鼻梁上。
“宿遷！”有人在屏風外大聲喚道。宿遷回過頭。一個身材魁梧、滿臉胡茬的男子驚喜地望著他：“當真是你？”
“申平原，你也在這裏吃飯？”宿遷高興地笑起來。他與申平原是浣花中學同學，六七年沒見麵，隻知申平原辦了一個裝飾公司，似乎搞得不錯。
“簡直太巧了，在這兒碰上。你猜，除了我、你，還有哪個？”申平原揮著錦都少見的磚頭樣的大哥大，大大咧咧地問。
“哪個？”順著申平原的手勢，宿遷看見，前麵一桌火鍋旁，中學同學秦家能含笑對他揮手。宿遷笑著點點頭。
“這樣，你們談你們的事，我去那邊陪建委的客人。一會兒，我們三個老同學聚聚。”宿遷介紹了吳廠長和郭書記，申平原應酬地笑笑，對宿遷說。
吃完火鍋，小鍋啤酒鴨48元，再加金針菇等蔬菜，一共62元。酒是吳廠長帶來的，沒算錢。宿遷搶著付錢。他知道起重設備廠極其困難，靠財政借款發工資，不忍心讓企業掏錢。吳廠長堅決不要宿遷埋單，說企業再艱難，不至於吃不起一頓火鍋。正在相持，營業員拿著賬單過來，說賬已經結了。
“我一起付了。除了你，還有秦家能那桌。”申平原帶著醉意過來，滿不在乎地一揚手機：“我們再喝幾杯，難得一見。”
吳廠長告辭後，申平原叫服務員換一鍋啤酒鴨，又叫了幾個小菜，幾瓶啤酒，說好好喝一下。很快，秦家能也走過來。三人吃著火鍋，喝著啤酒，談起各自的情況。
“中學那批同學，我很少見過。一天到晚都在忙，眨眼就是一年，老了。我自己都說不清楚，這輩子是咋過來的。我們三個人，最累的肯定是我；最輕鬆的，應該是宿遷，機關得嘛，金飯碗；最悠閑的，該是秦家能了，反正該上班就上班，該拿錢就拿錢，其他一概不管。”申平原“咕咚咕咚”地喝幹一杯啤酒，噴著酒氣說。
“大家差不多，都累。”宿遷勉強笑道。
“我哪能與你們比？”不知怎麼，秦家能情緒相當低沉，瘦小的身軀，似乎怕冷似的蜷縮著：“我不像你申平原那麼有錢，又不像宿遷那樣有權。說我悠閑，那就錯了，我閑得下來嗎？對我這樣普通的小工人來說，最揪心的就是沒錢。唉，錢啊！”秦家能來時，拎著半瓶“文君酒”。他給自己斟上白酒，一口喝幹，重重地把酒杯一放，帶著哭聲說：“沒錢難啊！以前老人說，一分錢難死英雄漢，我算體會到了。”
“出啥事了？”申平原關心地問。
“反正我們是老同學，事情又過去了，我給你們講。”
秦家能抿著酒，講起他的故事。
知青調回來，我進了造紙廠。十年前，也就是80年代初期，廠裏還過得去，我結婚，還分了一套50平方米的宿舍。這幾年，效益差多了，做五天耍三天，工資勉強保著，獎金卻分文沒有。我愛人是紙箱廠的，收入也低。我們兩個人的工資，供養一個九歲的女兒，能活下去已經不錯了。兩邊還有老的，就那麼一點退休工資，我們總要表示點心意吧？反正，錢相當緊，可以說，一分錢都不敢亂用。我連煙都戒了。不是想戒，幾角錢一包的煙，我也買不起了。哪曉得，越是沒錢，用錢的事偏要找你，躲都沒法躲，真他媽的奇怪。
幾個月前，廠裏要房改。按照政策，把我的工齡補貼啥的全部加上，我那套房子，要補三千多元錢。我一聽，腦袋一下大了：三千多元啊，我去哪裏找錢？交不起，就算自動放棄。沒有房子，我一家三口又住哪裏？找人借，也難。我周圍的師兄師弟，吃的在肚裏，穿的在身上，都同我差不多。何況，也不好意思在廠裏借錢。不要錢沒借到，反而被人看不起。想來想去，我想到一個遠房表哥。
表哥是金堂人，家庭成分是地主。“文革”中間，他父親被關起來，還要抓他。他溜到我們家，躲了大半年，風聲過去了，才敢回去。改革開放後，他來錦都當包工頭，賺了幾個錢，財大氣粗的。三年前，我母親60大壽，他專程前來拜壽，開著一輛“藍鳥王”轎車。找他借錢恐怕有希望，畢竟，我們對他有恩。我一下興奮起來。這時，我父母湊了一些錢，我還差兩千元。
為了慎重起見，我拉上父母，轉了兩三次公共汽車，去駟馬橋他的建築隊找他。運氣還好，他在辦公室。見到我父母，他又端椅子又泡茶，還叫人去買了一些蘋果廣柑，非常熱情。我講出借錢的事。他的臉色一下由晴轉陰，耷拉著頭，悶悶地抽煙，一聲不吭。
“大鼻子，”我母親叫著他的小名：“實在沒法才找你。這個忙，你一定要幫。錢，我們肯定要還，不過時間長一點。”
“你老人家開了金口，我拚死拚活也要辦。那幾年我落難，在你家又吃又住。你對我，就像對親生兒子，我死也不會忘記。”他相當誠懇地說。想了一下，他對我說：“這筆錢，說多不多，說少又不少。我籌措一下，一個月後的今天上午，你來我這裏拿錢。兩位老人家，就不驚動他們了。”
我喜出望外，對他千恩萬謝。“小事一樁，自家兄弟，沒啥說的。”他灑脫地揮揮手，安排轎車送我們回去。
哪知，好不容易等了一個月，我去找他，接連幾次撲空。建築隊的人，不是說他出差了，就是說他在工地。我要他的電話號碼——他也有個大哥大，同平原手上的一模一樣，人家不給我，說記不清了。我清楚他在躲我。但是除了找他，我沒別的路子，行不行，總要給一句話。後來，我多了一個心眼，上午不去，下午五六點鍾去。果然，他正在辦公室。見到我，他顯得很不自在。我還沒問，他就放鞭炮一樣，劈裏劈啦地說起來：
“你來了幾次，我都曉得。我不是躲你，是躲手下的民工。我欠他們七八萬元工資，他們天天找我。我呢，慌著在找甲方收錢。今天這個不在，明天賬上沒錢，搞得我簡直想跳河自殺。砍竹子遇節疤，我們都遇到了。要在平時，你就是借一萬兩萬，我眼皮都不眨一下，摸出就給你。現在，實在無法。不要說兩千，我連兩百元都拿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