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差不多已經失去做一個好人的信心了。
當為了做一個好人而付出種種努力而希望甚微的時候，機遇又翩然而至，我驚喜於做好人並不像做上帝那麼難，至少比念MBA容易一些。這都要感謝改革開放的年代。
譬如有人向你問路，你認真地答複他；為防止他步入歧途，又追上去重複幾個要點，他會感激於你是個好人。譬如你把嘩嘩淌水的水龍頭關上了；你把一個丟了東西卻全然不知的騎車人喊住；把樓梯上的西瓜皮扔掉；雨天在樓口填幾塊磚，就有人說你是好人。
這麼輕易就能當上一個好人嗎？
在單位，同事對領導的最高評價大多是“他不整人”，因而也是好人。有的領導在分房時沒給子女要房，也是好人。我還聽說有人評價某領導是好人，因為“天天騎自行車上班”。
現在是一個特別容易當好人的時代，隻要你願意當，這就叫曆史性的機遇。
我小的時候，因為讀雷鋒、王傑、劉英俊、蔡永祥和向秀麗的故事，就在心中構築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英雄模式。那時，爭當英雄是毫不猶豫和別無選擇的目標。經過種種實驗，我痛苦於自己的懦弱。我在家裏裝煤的小棚裏，試著用蠟燭炙烤手指，看能堅持多長時間。我一邊為鑽心的痛苦而輾轉，一邊驚訝於邱少雲為什麼被烈火吞噬而忍著一聲不吭。我不行，我實在挺不住一小會兒。一次，我把一根劈柴刺紮進指甲裏，腫得流膿。我媽問是怎麼回事，我支吾其詞。我心裏想，江姐十個手指都被釘進了竹簽子卻堅貞不屈，的確驚天地泣鬼神。我另外敬佩的一些英雄，如用胸膛抵住塞入敵人碉堡內的擲彈筒的楊根思。我想象過那種壯烈的情景，但沒有試驗。我還想象過被敵人提去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和被烙鐵燙的滋味。讀書時，我必反複閱讀這些革命誌士遭受酷刑的章節，想象著自己能不能忍受得了。
事實證明我是個懦夫，我連最輕的一道刑法都受不了——挨皮鞭。
我用的鞭子是在垃圾堆撿來的車床削出的卷曲的廢屑，藍瓦瓦的如軟管一樣，我們叫鋼絲鞭。我隻給了自己一鞭，小腿便印上了血痕。我捂著腿拚命想說出黨組織名單，但我當時隻有十來歲，並不知道名單。我雖然清楚父母都是黨員，但不忍心出賣他們。
這些都是在裝煤的小棚中演出的。我悲哀地發現自己必然要成為一個叛徒，想起最糟糕的名字——甫誌高。我就是甫誌高，這是無法接受而必須接愛的現實。後來我在話劇當中看到甫誌高出賣革命的醜惡嘴臉時，又覺得能夠理解他的苦衷——鋼絲鞭、蠟燭燒手以及紮進指甲的木刺。但我還是憎恨他。
這使我失去了做一個好人的信心，又增添了心靈的負罪感。有一次，同學說我的一綹頭發垂下來像甫誌高，我如雷轟頂。他怎麼知道我就是甫誌高？我徹夜難眠，反複思考這件事，希望他是說著玩兒，希望他是無意的。過了一段時間，當我鼓足勇氣把“甫誌高”這個惡諡回敬給他時，那同學嘻嘻一笑，竟不在意。這使我陷入了更深的苦惱：人，當了叛徒還能灑脫自如嗎？當然，在今天，做更深刻的叛徒與竹簽子和辣椒水都無關，還可以叱吒風雲。
一種自卑情結一旦附體，不光會造成怯懦，還有一個好處是不敢背叛。“你不是一個好人”像針一樣會不斷刺向你，這樣就幹脆成不了壞人。雖然不好不壞這種狀態最終導致一種無能，但從道德上說，還比當一個豪邁無忌的壞人要好一些。
我不後悔兒時受過的那些英雄主義教育，一種在遊戲狀態下的自我行為也不失為斯多噶式的清苦磨煉。可我想不到的是，它所產生的自卑會在未來的生活中起到警示作用。
比肉體痛苦更痛苦的是不得已當叛徒，而為了回避這個角色就得時時提醒自己當個好人。這種警示作用甚大又甚長久，直至影響人格的形成。一九六九年，聽說蘇聯人要進攻中國的時候，我11歲但已經傻了。我懷疑在他們打進來之後，自己將不幸成為叛徒。令人欣慰的是，孫玉國等人打退了蘇聯人。
曆史給人以新的機會，我現在每天都可以做一個好人，而且永無充當叛徒之虞了。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好人的標準又修改為“沒有拐賣婦女兒童，沒給半身不遂的老年人下絆子”，到那時，當好人更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