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國家的圖書和報刊，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積累和傳播科學文化知識和豐富群眾文化生活的重要工具。校對工作，是最重要的出版條件，是編輯工作的延續、補充和完美。它的任務在於保證出版物的質量，在校對的職責範圍內，根據原稿，消滅排版中的一切錯誤，並盡量發現原稿錯漏及一切不妥之處，提請編輯部門解決；同時，通過“校異同”、“校是非”，在客觀上對排版工作、編輯工作起到監督檢查作用。
一、校對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
校對（包括工作和工作者）的地位，不是人們主觀規定，而是由社會的客觀需要和校對的客觀作用決定的。這可以從兩個方麵來考察，即從圖書生產過程來考察和從校對工作與編輯工作的關係來考察。
（一）從圖書生產過程來考察
圖書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產品，一種思想、文化、知識載體，並不能直接地向社會提供物質財富，其作用在於將其負載的信息傳遞給受眾——讀者，從而實現文化傳播的目的和為經濟建設、社會進步提供政治保證、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信息（知識）服務，進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圖書又是一種思想、文化、知識貯體，其作用在於使文化代際承傳，從而實現文化積累的目的。
信息傳播和文化積累，最重要的條件是“保真”，即準確無誤、完整無缺。準確無誤，就是不被扭曲；完整無缺，就是沒有缺漏。被扭曲，有缺漏，都會導致信息失真；而失真的信息是沒有價值的，甚至會產生負麵效應，即給讀者和社會造成誤導或危害。所以，“保真”即保證高質量，應當是“最重要的出版條件”。
一種圖書從寫作到成書，需要經過許多環節，每一個環節都有一個質量問題。隻有從著譯者、謄抄者、編輯、美術裝幀、技術設計、電子計算機錄入、校對到印製工作人員，都十分重視質量問題，才會有高質量的圖書。其中，校對質量占有重要的地位。
圖書的質量，首先是它的思想內容。但是，思想內容是通過語言文字來表達的。如果校對工作中有了差錯，好的思想內容用文字印出來時就會變了樣子，輕則文字標點混亂，令人不堪卒讀，莫名其妙；嚴重的還會鬧出笑話或造成政治事故，產生很壞的影響。譬如：“設有、沒有”，“基地、墓地”，“賓館、殯館”，“解放前、解放後”，“大革命、反革命”，“社會主義、機會主義”，一字之差，意義卻完全相反。如果校對時沒有校出來，便會釀成經濟損失和政治性事故。又如：農藥配方的比例數字，即使是一個小數點的誤差，也可能危及植物生長和動物的生命；科技醫藥書，一個文字的錯誤，一個數字的出入，一個符號的誤差，一個小數點的易位，可能產生大量廢品，甚至危及人命；地圖上的點線描繪，一星半點的誤差，也會導致“失之毫厘，謬以千裏”的惡果。由此可見，校對工作在提高出版物質量中的地位是多麼重要！列寧在編輯《火星報》期間曾指出：“最重要的出版條件是：保證校對得很好，做不到這一點，根本用不著出版。”毛澤東也把“保證一字不錯”作為自己著作出版的必要條件。
校對不僅在保證圖書質量方麵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從它在圖書生產過程中所處的位置看，也是十分重要的。校對處在出版工序的下遊，是書稿成書前杜絕差錯發生的最後防線，校對人員稍有不慎，防線就會被突破，差錯或事故的發生就無可挽回，就會留下遺憾，甚至招致圖書的報廢而造成重大經濟損失。
校對的基本職責是消滅差錯，而圖書中的差錯來源卻是多方麵的：有作者的筆誤和認知上的偏頗；或者由於原稿字跡潦草，錄入人員誤認；有原稿清楚而排校失誤的；還有原稿無誤而被編輯人員或校對人員改錯了的；等等。這樣，就要求校對人員必須對讀者高度負責，也要對作者、編輯和出版社負責，決不容許敷衍塞責和粗心大意。校對人員要對原稿負責，根據原稿核對校樣，消滅排版中的全部差錯，並且還要注意原稿中和編輯加工中可能產生的疏忽、遺漏和筆誤，發現疑問，及時提請有關編輯人員解決。
（二）從校對工作與編輯工作的關係來考察
校對工作與編輯工作的關係，可用六個字來概括：同源、分流、同歸。
編輯和校對，是完善圖書編輯生產過程中的一個整體。編校一家，自古如是。校對工作與編輯工作是同時出現的，在我國出版史上，校對工作曆來是編輯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古代有很長一段曆史時期編校是合二而一的，那時的編輯工作的內容是搜集、校讎、注疏、編次，校讎是最重要的編輯工作。
古代的編校合一，是與當時的出版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那時的出版手段，是將文字寫在竹簡或縑帛上，因為缺乏複印能力，出版不能形成規模生產，除國家組織的大規模編纂活動外，編書校書基本上是個人行為，既做編輯工作又做校對工作，亦即：既編且校，亦編亦校，自編自校。所以，古代的編輯家，同時又是校對家。
東漢發明了紙，隋代發明了雕版印刷，尤其是宋代發明了活字印刷，使出版生產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由於出版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規模型的出版活動，編校工作逐漸走向分工協作。
編校的徹底分流，是近代才出現的（確切的時間是清代），由於鉛活字排版和機器印刷，改變了出版工作程序。鉛活字排版，大大加快了出版速度，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鉛活字排版，容易造成錯亂脫衍。於是，便增加了排版後付印前的校對工序。為了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近代出版將古代的校讎一分為二，對不同版本的校勘仍與編輯合一，而排版後的校對工作則從編輯工作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工序。編校分流，促進了校對技術的發展和校對管理的完善，並在長期實踐中逐漸形成現代校對理論體係。編校分流是出版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是曆史的進步。
現代的校對與古代的校讎是有差別的：第一，它不承擔編輯過程中的校勘任務；第二，它是編輯工作之後的獨立工序；第三，它的工作對象是發排後的書稿（稱為原稿）和根據原稿排成的樣張（稱為校樣）；第四，它的首要職責，是校正校樣與原稿不符的文字和各種符號，發現了原稿中的差錯，隻能向編輯提出質疑，無權修改原稿；第五，除了校正文字外，還增加了版式、格式、字體、字號、目錄與正文標題的統一，注文與注碼、圖表與正文的順序銜接，以及公式、外文的轉行與外文大小寫、正斜體的規範等等技術性校核工作。
現代校對與古代校讎雖然存在上述分野，但校對的本質屬性與基本功能並沒有改變。從本質上講，它依然是編輯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編輯工作的延續，是對編輯工作的補充和完善。這在下述幾種情況下是顯而易見的：
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講話，黨和國家的文件、指令等，要求一絲不苟地按照原稿校對。一部內容質量好，而且條理清楚的原稿，作（譯）者的知名度又很高，它的編輯加工是不多的。這時，出版社要把這本書出好，當排出校樣後，主要工作也就是認真地對照原稿進行校對。如果是重版書、改版書、黨和政府的法令法規，它的文字質量更是百分之百地落到了校對人員的身上。
目前，在“齊、清、定”還沒有完全做到的情況下，一部編輯加工繁重而又急於發排的原稿，往往在文字上、技術上遺留不少問題，特別是技術方麵的問題。這些遺留問題，就需要由校對人員加以彌補與提出。
通過上述對校對工作與編輯工作關係的考察、論證，對於校對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界說：無論是編輯還是校對，都是圖書生產的生產者、細加工者和圖書編輯藝術的創造者、再創造者。編輯，是賦書稿以生命的人；校對，同樣當之無愧。校對附麗於編輯，編輯活動卻因了校對的勞動而變得有意義。一言以蔽之：校對和編輯，兩者雖有分工，但都是圖書編輯工作的組成部分，緊密相依，缺一不可。
二、校對在出版工作中的功能和作用
功能是一事物對他事物所起的作用及其能力，它是事物性質的外在表現和實現。如太陽有發光發熱的功能，使地球上的生物得以生存和發展。校對功能是校對主體通過對校樣或電子計算機屏幕的操作來實現的。校對功能的大小，一是取決於上述客體排版差錯的滅錯率的大小，一是取決於再現於校樣或屏幕上的原稿差錯的發現率的大小。消滅排版差錯，需要從校樣、屏幕與原稿的對照中分辨出兩者之間的“異同”。借用我國校勘學的用語，可叫做“校異同”。消滅再現於校樣、屏幕上的原稿差錯，需要從校讀中分辨出原稿本身的“是非”。借用我國校勘學的用語，可叫做“校是非”。除了“校異同”和“校是非”這兩個基本功能之外，校對還有一個功能，即“監檢”功能。這個功能是客觀的存在，但長期以來卻被人們所忽視，尚處在隱蔽、發育之中。校對的“監檢”功能，應是校對的題中之意。因為校對人員通過“校異同”，在客觀上對排版工作起到了監檢作用；通過“校是非”，在客觀上對編輯工作也起到了一定的監檢作用。由以上分析可見，校對的基本功能和作用有三：校異同、校是非和監督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