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時間觀日落，翌日淩晨觀日出，再遊東海岸、西海岸。所謂東、西海岸，是在1500米的接近峰頂懸崖峭壁上，依偎鳥飛絕的險境人工修造的近7公裏的世界最高最長的棧道。天邊的雲海如寧靜的大海無波，戰戰兢兢走在棧道上如行走在大海邊，或俯視，或鳥瞰，山崖上淩空豎立的“司春女神”，“少女開懷”和“巨蟒出山”等等絕景，令人震撼，令人驚倒，令人徘徊不允離去……
啊！三清山！
向造化致敬，向造化膜拜吧！
語言在這裏顯得蒼白無力！
昆明印象
來昆明次數多了，對昆明的印象，也就像千層糕，夾心餅重迭著，錯綜複雜，相互滲透。那印象反而變得朦朧，模糊，“昆明這都市，罩著淡黃的斜陽，伏在峰巒圍繞的平原裏，仿佛發著寂寞的微笑”。這，並非我的印象，是一個十四五歲的流浪少年，後來成為大文學家的艾蕪在我最喜愛的人生讀本《南行記》開篇的一段話。
那是1925年秋天，艾蕪赤腳草鞋，從四川大山裏步行來到這裏，昆明留給他的第一印象。
引我走上文學之途的，一是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二是艾蕪的《南行記》。少年艾蕪懷揣七個銅板、七雙草鞋，離鄉背井步行流浪到昆明，四處碰壁，經受“人生哲學第一課”，並由此開始他在雲南邊陲、緬甸、印度等東南亞的流浪。當我也成了少年，在學校圖書館看到他1935年在上海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集《南行記》的時候，我就被他抒情的，傳神的文字深深打動。在全校作文比賽中我得了第一，學校獎給我一摞子書，其中有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等，我也到了“煩惱”的青春期，但我沒有墜入維特與綠蒂那種感情糾葛，而是沉迷於艾蕪描寫的大西南神秘，野性的流浪生活中。也許從那時起，我就向往當一個歌德、艾蕪那樣的作家，向往艾蕪式的浪跡萍蹤的“自我奮鬥”。
並由此悟出：人生不過是一趟旅遊，人來到世間走一回不過是時空的旅遊，足下的旅遊，精神的旅遊。記錄人生經曆、體驗的足下與精神的文字，便是文學。
三十而立之年，我出席全國四次文代會，在北京見到了古稀之年的艾蕪先生。我們湖南幾位年輕作家，相約去四川代表團住地拜訪這位以《南行記》《續南行記》斐聲文壇的前輩，談的不是十年文革的災難，也不是柱著拐杖坐著輪椅來開會的老作家老藝術家的遭遇，而是艾老少年流浪的，恍如隔世的有趣經曆。《山峽中》那個令人憐愛的野性十足的“野貓子”，茅草地的偷馬賊，克欽山中的馬幫，老人的記憶仿佛仍停留凝固在半個世紀前的流浪歲月。
今天我重蹈艾老的足跡，第一次來到昆明，相去已半個多世紀，自然昆明已不是“寂寞的微笑”了。
那時我擔任一家文學雜誌的主編，以“組稿”的名義來到多年夢想的雲南昆明，接待的是《滇池》雜誌的同行。昆明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高原特異的高曠一塵不染的天空，街道兩旁高挺的冠蓋刺破藍天的樹，那時的滇池碧波蕩漾，清澈見底。登西山龍門，去滇池邊大觀樓欣賞天下第一長聯：“五百裏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蛇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昆明這個曆史上曾經建南昭國都城的高原城市，果然神駿得不同凡響。那是唐朝盛世時期，包括現時雲南全部、貴州、四川、西藏、越南、緬甸一部分的國家，創造的燦爛文化非同小可。由清代名士孫翁所作的180字長聯，垂掛於大觀樓臨水一麵的門柱兩側，號稱“古今第一長聯”。大概也承襲了盛唐、南昭時代不可一世的風範，讀來令人蕩氣回腸。
那次從昆明出發，沿艾蕪足跡南行，到達西南邊陲西桑版納、打洛，在邊防戰士協助下，甚至“非法”闖入緬甸境內。當然不是步行流浪，坐了兩天汽車，車在雲霧山中穿行，霧中山崖上黃燦燦的野花，眩目入眼，卻有個不吉的名字：死人花。在景洪結識兩位業餘作者，帶回他們的處女作稿件發表，此後他們都成了作家，也算不虛此行。
我也在回來後寫有中篇小說《打洛火狐》，在北京大型刊物發表並收入中篇集中。第一次雲南之行，北上至四川成都、峨嵋、樂山，到成都遺憾的是再也見不到我的文學啟蒙者艾蕪，他已結束了他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