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春末夏初,張大千以優秀的成績從京都公平學校的染織專業畢業了,隨即從日本回到了上海。他一心想早點回到四川內江,去拜祭心上人謝表姐,以宣泄他的心頭之痛。不久卻收到家書,說四川局勢混亂,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商家叫苦連天。因為洋貨充斥,捐稅繁重,開染織坊已無利可圖,三哥原先打算開染織廠的計劃流產,張大千專門在日本學的染織等於“白學”,要他先留在上海,或靜觀局勢或自圖發展。上海局勢也很嚴峻,自己今後究竟怎麼辦呢?
正當他為自己的前途苦苦思量時,卻有一個意外的機會從天而降。原來同為內江人的長江上遊司令部的參謀長楊金堂受總司令之托,盛邀張大千去司令部任查辦使署的秘書長一職,月薪一千大洋。楊參謀長走後,張大千坐立不安,不得要領。後來才知道他們是慕張大千在日本時的大名而來的。張大千在日本請翻譯之事曾引起很大反響,他又在求精中學讀過書,而且還是辛亥革命元老張善子的親弟弟,又與“辛亥革命大將軍喻培倫”有親戚關係,張家的生意又做得很大,他們認定張大千是一個與外國“往來密切”的“足可利用”的人。
可對當官沒有任何興趣的張大千卻直截了當地拒絕了這樁美差,讓當時的許多人很是不解。張大千平生夢寐以求的、念念不忘的、特別感興趣的仍然是中國書畫藝術。在去日本之前,他就想留在上海學習繪畫,現在家中提出要他留在上海自謀發展,正好合了他的心意。二哥知道八弟想留在上海學習繪畫,很是支持,多方為他介紹朋友,經過朋友的鼎力推薦,張大千拜了名震上海的大書法家曾熙(字農髯)為老師,開始學習書法。
張氏兄弟之所以先選擇學書法,他們一致認為,在中國的傳統藝術實踐中,向來都有“書畫同源”之說,曆代能書者,往往精於畫,而能畫者又多長於書。張大千當時的繪畫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尤其是他的工筆花鳥畫,基礎極為牢固,在畫上的題詩,憑著他的聰明和博聞強記,也是一揮而就,比較而言,最薄弱的就是書法了,所以想趁此機會,將自己的書法功底打牢固,以完善自己的“詩書畫印”修養。
曾農髯,名熙,生於1860年,湖南衡陽人。曾母臨盆那天,適逢天降鵝毛大雪,她又餓又渴,隻能抓茅屋內的積雪解饑渴。曾熙長大後,對母親極為孝順,是有名的“曾孝子”。為報母恩,他發奮攻讀,寫起文章來妙筆生花,更是博覽群書,書法功底極為深厚,年紀輕輕即考中秀才,後來又中舉人,鄉試時得中第二名亞元,名聲大噪。但因為他喜愛書法,博覽藝文,人品端正,對八股文很是深惡痛絕,後來雖幾次入京參加會試,卻都無功而返。直到43歲時才考中了貢士,接著在保和殿舉行的殿試中,又得中第二甲第一百二十一名進士,被朝廷賜予“進士出身”。
他在京候補多年,一直未遂願,適逢母親生病,他告假還鄉,一直伺候到母親病故,在此期間,他在湖南衡陽縣的石鼓書院擔任主講,在京候補期間也靜心研究書法,這樣一來,他的書法達到爐火純青之境。他候補了8年,也沒候補上一個實缺官員。辛亥革命後,他坐吃山空,不得已,在其好友——著名書法家李瑞清的勸說下,寓居上海,開始賣字為生,那時他已有55歲。
曾熙長期研習書法,60歲時開始研學繪畫,他以書法入畫,不求形似,別有逸致,曠達灑脫,又見多識廣,其所作山水、鬆石等畫,造詣之深,已經位於明代晚期著名詩畫家程嘉燧之列,與清代的名畫家戴本孝不分伯仲。他在上海的書畫界中,還享有極高的聲望,與好友李瑞清並稱為“曾李”。
曾熙有一個習慣,他每次練字時,都是房門緊閉,一個人靜心而練,任何人不得打擾,張大千無法知道老師的用筆之妙和關鍵所在,雖然著急,卻也無可奈何,這樣練了一些時日,並無多大進展,這讓張大千突然感到心灰意冷。
後來張大千出家當了和尚,被家人“捉拿”回家後,在父親張懷忠和弟弟張君綬的陪同下,又來拜會曾熙老師。出家後的張大千有一個號叫“大千”,這讓曾熙暗暗稱奇,張懷忠又把張大千的許多奇事,包括“黑猿托生”等都給曾老師講了,聽得曾熙更是驚訝不已。張家父子有心要曾老師為正權取個藝名。最後權衡再三,曾農髯為正權取了單名“爰”,諧音猿“一字多義,含義無窮,如他的法號”大千“一樣。還有,考慮到正權雖然在家排行老八,因為有四位兄長不幸早故,所以實際排行是第四,按照中國伯、仲、叔、季的兄弟排行,他是屬季,所以字季爰,名爰。所以從此,張大千就叫做了”張爰張張“或者是”張季張季爰張大千“等。到後來,”張爰張大千“這兩個名字風行於世,婦孺皆知,而他的本名”張正權倒是被世人給遺忘了。曾老師還主動收了張君綬為徒,對他疼愛有加,悉心教誨。他見張大千求藝心切,很想多學一些書畫技法時,竟然主動要大千再去拜其老友李瑞清為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