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春末夏初，張大千以優秀的成績從京都公平學校的染織專業畢業了，隨即從日本回到了上海。他一心想早點回到四川內江，去拜祭心上人謝表姐，以宣泄他的心頭之痛。不久卻收到家書，說四川局勢混亂，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商家叫苦連天。因為洋貨充斥，捐稅繁重，開染織坊已無利可圖，三哥原先打算開染織廠的計劃流產，張大千專門在日本學的染織等於“白學”，要他先留在上海，或靜觀局勢或自圖發展。上海局勢也很嚴峻，自己今後究竟怎麼辦呢？
正當他為自己的前途苦苦思量時，卻有一個意外的機會從天而降。原來同為內江人的長江上遊司令部的參謀長楊金堂受總司令之托，盛邀張大千去司令部任查辦使署的秘書長一職，月薪一千大洋。楊參謀長走後，張大千坐立不安，不得要領。後來才知道他們是慕張大千在日本時的大名而來的。張大千在日本請翻譯之事曾引起很大反響，他又在求精中學讀過書，而且還是辛亥革命元老張善子的親弟弟，又與“辛亥革命大將軍喻培倫”有親戚關係，張家的生意又做得很大，他們認定張大千是一個與外國“往來密切”的“足可利用”的人。
可對當官沒有任何興趣的張大千卻直截了當地拒絕了這樁美差，讓當時的許多人很是不解。張大千平生夢寐以求的、念念不忘的、特別感興趣的仍然是中國書畫藝術。在去日本之前，他就想留在上海學習繪畫，現在家中提出要他留在上海自謀發展，正好合了他的心意。二哥知道八弟想留在上海學習繪畫，很是支持，多方為他介紹朋友，經過朋友的鼎力推薦，張大千拜了名震上海的大書法家曾熙（字農髯）為老師，開始學習書法。
張氏兄弟之所以先選擇學書法，他們一致認為，在中國的傳統藝術實踐中，向來都有“書畫同源”之說，曆代能書者，往往精於畫，而能畫者又多長於書。張大千當時的繪畫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尤其是他的工筆花鳥畫，基礎極為牢固，在畫上的題詩，憑著他的聰明和博聞強記，也是一揮而就，比較而言，最薄弱的就是書法了，所以想趁此機會，將自己的書法功底打牢固，以完善自己的“詩書畫印”修養。
曾農髯，名熙，生於1860年，湖南衡陽人。曾母臨盆那天，適逢天降鵝毛大雪，她又餓又渴，隻能抓茅屋內的積雪解饑渴。曾熙長大後，對母親極為孝順，是有名的“曾孝子”。為報母恩，他發奮攻讀，寫起文章來妙筆生花，更是博覽群書，書法功底極為深厚，年紀輕輕即考中秀才，後來又中舉人，鄉試時得中第二名亞元，名聲大噪。但因為他喜愛書法，博覽藝文，人品端正，對八股文很是深惡痛絕，後來雖幾次入京參加會試，卻都無功而返。直到43歲時才考中了貢士，接著在保和殿舉行的殿試中，又得中第二甲第一百二十一名進士，被朝廷賜予“進士出身”。
他在京候補多年，一直未遂願，適逢母親生病，他告假還鄉，一直伺候到母親病故，在此期間，他在湖南衡陽縣的石鼓書院擔任主講，在京候補期間也靜心研究書法，這樣一來，他的書法達到爐火純青之境。他候補了8年，也沒候補上一個實缺官員。辛亥革命後，他坐吃山空，不得已，在其好友——著名書法家李瑞清的勸說下，寓居上海，開始賣字為生，那時他已有55歲。
曾熙長期研習書法，60歲時開始研學繪畫，他以書法入畫，不求形似，別有逸致，曠達灑脫，又見多識廣，其所作山水、鬆石等畫，造詣之深，已經位於明代晚期著名詩畫家程嘉燧之列，與清代的名畫家戴本孝不分伯仲。他在上海的書畫界中，還享有極高的聲望，與好友李瑞清並稱為“曾李”。
曾熙有一個習慣，他每次練字時，都是房門緊閉，一個人靜心而練，任何人不得打擾，張大千無法知道老師的用筆之妙和關鍵所在，雖然著急，卻也無可奈何，這樣練了一些時日，並無多大進展，這讓張大千突然感到心灰意冷。
後來張大千出家當了和尚，被家人“捉拿”回家後，在父親張懷忠和弟弟張君綬的陪同下，又來拜會曾熙老師。出家後的張大千有一個號叫“大千”，這讓曾熙暗暗稱奇，張懷忠又把張大千的許多奇事，包括“黑猿托生”等都給曾老師講了，聽得曾熙更是驚訝不已。張家父子有心要曾老師為正權取個藝名。最後權衡再三，曾農髯為正權取了單名“爰”，諧音猿“一字多義，含義無窮，如他的法號”大千“一樣。還有，考慮到正權雖然在家排行老八，因為有四位兄長不幸早故，所以實際排行是第四，按照中國伯、仲、叔、季的兄弟排行，他是屬季，所以字季爰，名爰。所以從此，張大千就叫做了”張爰張張“或者是”張季張季爰張大千“等。到後來，”張爰張大千“這兩個名字風行於世，婦孺皆知，而他的本名”張正權倒是被世人給遺忘了。曾老師還主動收了張君綬為徒，對他疼愛有加，悉心教誨。他見張大千求藝心切，很想多學一些書畫技法時，竟然主動要大千再去拜其老友李瑞清為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