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一麵靠著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麵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上海當然也不會不在這例子裏。巡警不進幫，小販雖自有小資本，但倘不另尋一個流氓來做債主，付以重利，就很難立足。到去年，在文藝界上，竟也出現了“拜老頭”的“文學家”。
但這不過是一個最露骨的事實。其實是，即使並非幫友，他們所謂“文藝家”的許多人，是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的，雖然所標的口號，種種不同，藝術至上主義呀，國粹主義呀，民族主義呀，為人類的藝術呀，但這僅如巡警手裏拿著前膛槍或後膛槍，來福槍，毛瑟槍的不同，那終極的目的卻隻一個：就是打死反帝國主義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寵犬派文學之中，鑼鼓敲得最起勁的，是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但比起偵探，巡捕，劊子手們的顯著的勳勞來，卻還有很多的遜色。這緣故，就因為他們還隻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沒有流氓的剽悍，不過是飄飄蕩蕩的流屍。然而這又正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寵”的。
翻一本他們的刊物來看罷，先前標榜過各種主義的各種人，居然湊合在一起了。這是“民族主義”的巨人的手，將他們抓過來的麼？並不，這些原是上海灘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屍，本來散見於各處的，但經風浪一吹，就漂集一處，形成一個堆積，又因為各個本身的腐爛，就發出較濃厚的惡臭來了。
這“叫”和“惡臭”有能夠較為遠聞的特色，於帝國主義是有益的，這叫做“為王前驅”，所以流屍文學仍將與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說的風浪是什麼呢？這是因無產階級的勃興而卷起的小風浪。先前的有些所謂文藝家，本未嚐沒有半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覺得自身的潰敗，於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種種美名來掩飾，曰高逸，曰放達（用新式話來說就是“頹廢”），畫的是裸女，靜物，死，寫的是花月，聖地，失眠，酒，女人。一到舊社會的崩潰愈加分明，階級的鬥爭愈加鋒利的時候，他們也就看見了自己的死敵，將創造新的文化，一掃舊來的汙穢的無產階級，並且覺到了自己就是這汙穢，將與在上的統治者同其運命，於是就必然漂集於為帝國主義所宰製的民族中的順民所豎起的“民族主義文學”的旗幟之下，來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後的掙紮了。
所以，雖然是雜碎的流屍，那目標卻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樣，用一切手段，來壓迫無產階級，以苟延殘喘。不過究竟是雜碎，而且多帶著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從發出宣言以來，看不見一點鮮明的作品，宣言是一小群雜碎胡亂湊成的雜碎，不足為據的。
但在《前鋒月刊》第五號上，卻給了我們一篇明白的作品，據編輯者說，這是“參加討伐閻馮軍事的實際描寫”。描寫軍事的小說並不足奇，奇特的是這位“青年軍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戰場上的心緒，這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的自畫像，極有鄭重引用的價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閃爍的群星之下，手裏執著馬槍，耳中聽著蟲鳴，四周飛動著無數的蚊子，那樣都使人想到法國‘客軍’在菲洲沙漠裏與阿剌伯人爭鬥流血的生活。”（黃震遐：《隴海線上》）
原來中國軍閥的混戰，從“青年軍人”，從“民族主義文學者”看來，是並非驅同國人民互相殘殺，卻是外國人在打別一外國人，兩個國度，兩個民族，在戰地上一到夜裏，自己就飄飄然覺得皮色變白，鼻梁加高，成為臘丁民族的戰士，站在野蠻的菲洲了。那就無怪乎看得周圍的老百姓都是敵人，要一個一個的打死。法國人對於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義而論，原是不必愛惜的。僅僅這一節，大一點，則說明了中國軍閥為什麼做了帝國主義的爪牙，來毒害屠殺中國的人民，那是因為他們自己以為是“法國的客軍”的緣故；小一點，就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家”根本上隻同外國主子休戚相關，為什麼倒稱“民族主義”，來朦混讀者，那是因為他們自己覺得有時好像臘丁民族，條頓民族了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