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一麵靠著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麵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上海當然也不會不在這例子裏。巡警不進幫,小販雖自有小資本,但倘不另尋一個流氓來做債主,付以重利,就很難立足。到去年,在文藝界上,竟也出現了“拜老頭”的“文學家”。
但這不過是一個最露骨的事實。其實是,即使並非幫友,他們所謂“文藝家”的許多人,是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的,雖然所標的口號,種種不同,藝術至上主義呀,國粹主義呀,民族主義呀,為人類的藝術呀,但這僅如巡警手裏拿著前膛槍或後膛槍,來福槍,毛瑟槍的不同,那終極的目的卻隻一個:就是打死反帝國主義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寵犬派文學之中,鑼鼓敲得最起勁的,是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但比起偵探,巡捕,劊子手們的顯著的勳勞來,卻還有很多的遜色。這緣故,就因為他們還隻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沒有流氓的剽悍,不過是飄飄蕩蕩的流屍。然而這又正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寵”的。
翻一本他們的刊物來看罷,先前標榜過各種主義的各種人,居然湊合在一起了。這是“民族主義”的巨人的手,將他們抓過來的麼?並不,這些原是上海灘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屍,本來散見於各處的,但經風浪一吹,就漂集一處,形成一個堆積,又因為各個本身的腐爛,就發出較濃厚的惡臭來了。
這“叫”和“惡臭”有能夠較為遠聞的特色,於帝國主義是有益的,這叫做“為王前驅”,所以流屍文學仍將與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說的風浪是什麼呢?這是因無產階級的勃興而卷起的小風浪。先前的有些所謂文藝家,本未嚐沒有半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覺得自身的潰敗,於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種種美名來掩飾,曰高逸,曰放達(用新式話來說就是“頹廢”),畫的是裸女,靜物,死,寫的是花月,聖地,失眠,酒,女人。一到舊社會的崩潰愈加分明,階級的鬥爭愈加鋒利的時候,他們也就看見了自己的死敵,將創造新的文化,一掃舊來的汙穢的無產階級,並且覺到了自己就是這汙穢,將與在上的統治者同其運命,於是就必然漂集於為帝國主義所宰製的民族中的順民所豎起的“民族主義文學”的旗幟之下,來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後的掙紮了。
所以,雖然是雜碎的流屍,那目標卻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樣,用一切手段,來壓迫無產階級,以苟延殘喘。不過究竟是雜碎,而且多帶著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從發出宣言以來,看不見一點鮮明的作品,宣言是一小群雜碎胡亂湊成的雜碎,不足為據的。
但在《前鋒月刊》第五號上,卻給了我們一篇明白的作品,據編輯者說,這是“參加討伐閻馮軍事的實際描寫”。描寫軍事的小說並不足奇,奇特的是這位“青年軍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戰場上的心緒,這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的自畫像,極有鄭重引用的價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閃爍的群星之下,手裏執著馬槍,耳中聽著蟲鳴,四周飛動著無數的蚊子,那樣都使人想到法國‘客軍’在菲洲沙漠裏與阿剌伯人爭鬥流血的生活。”(黃震遐:《隴海線上》)
原來中國軍閥的混戰,從“青年軍人”,從“民族主義文學者”看來,是並非驅同國人民互相殘殺,卻是外國人在打別一外國人,兩個國度,兩個民族,在戰地上一到夜裏,自己就飄飄然覺得皮色變白,鼻梁加高,成為臘丁民族的戰士,站在野蠻的菲洲了。那就無怪乎看得周圍的老百姓都是敵人,要一個一個的打死。法國人對於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義而論,原是不必愛惜的。僅僅這一節,大一點,則說明了中國軍閥為什麼做了帝國主義的爪牙,來毒害屠殺中國的人民,那是因為他們自己以為是“法國的客軍”的緣故;小一點,就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家”根本上隻同外國主子休戚相關,為什麼倒稱“民族主義”,來朦混讀者,那是因為他們自己覺得有時好像臘丁民族,條頓民族了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