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聽說《新月》月刊團體裏的人們在說，現在銷路好起來了。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際極少的人，也在兩個年青朋友的手裏見過第二卷第六七號的合本。順便一翻，是爭“言論自由”的文字和小說居多。近尾巴處，則有梁實秋先生的一篇《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以為“近於死譯”。而“死譯之風也斷不可長”，就引了我的三段譯文，以及在《文藝與批評》的後記裏所說：“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隻有束手這一條路了，所餘的惟一的希望，隻在讀者還肯硬著頭皮看下去而已”這些話，細心地在字旁加上圓圈，還在“硬譯”兩字旁邊加上套圈，於是“嚴正”地下了“批評”道：“我們‘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是無所得。‘硬譯’和‘死譯’有什麼分別呢？”
新月社的聲明中，雖說並無什麼組織，在論文裏，也似乎痛惡無產階級式的“組織”，“集團”這些話，但其實是有組織的，至少，關於政治的論文，這一本裏都互相“照應”；關於文藝，則這一篇是登在上麵的同一批評家所作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餘波。在那一篇裏有一段說：“……但是不幸得很，沒有一本這類的書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難的是文字，……簡直讀起來比天書還難。……現在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用中國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寫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無產文學的理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字旁也有圓圈，怕排印麻煩，恕不照畫了。總之，梁先生自認是一切中國人的代表，這些書既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為一切中國人所不懂，應該在中國斷絕其生命，於是出示曰“此風斷不可長”雲。
別的“天書”譯著者的意見我不能代表，從我個人來看，則事情是不會這樣簡單的。第一，梁先生自以為“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沒有，是否能夠，還是一個問題。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第二，梁先生雖自來代表一切中國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國中的最優秀者，也是一個問題。這問題從《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這篇文章裏，便可以解釋。Proletary這字不必譯音，大可譯義，是有理可說的。但這位批評家卻道：“其實翻翻字典，這個字的涵義並不見得體麵，據《韋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裏隻會生孩子的階級！（至少在羅馬時代是如此）”其實正無須來爭這“體麵”，大約略有常識者，總不至於以現在為羅馬時代，將現在的無產者都看作羅馬人的。這正如將Chemie譯作“舍密學”，讀者必不和埃及的“煉金術”混同，對於“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決不會去考查語源，誤解為“獨木小橋”竟會動筆一樣。連“翻翻字典”（《韋白斯特大字典》！）也還是“無所得”，一切中國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罷。
二
但於我最覺得有興味的，是上節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裏，有兩處都用著一個“我們”，頗有些“多數”和“集團”氣味了。自然，作者雖然單獨執筆，氣類則決不隻一人，用“我們”來說話，是不錯的，也令人看起來較有力量，又不至於一人雙肩負責。然而，當“思想不能統一”時，“言論應該自由”時，正如梁先生的批評資本製度一般，也有一種“弊病”。就是，既有“我們”便有我們以外的“他們”，於是新月社的“我們”雖以為我的“死譯之風斷不可長”了，卻另有讀了並不“無所得”的讀者存在，而我的“硬譯”，就還在“他們”之間生存，和“死譯”還有一些區別。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們”之一，因為我的譯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條件，是全都不一樣的。
那一篇《論硬譯》的開頭論誤譯勝於死譯說：“一部書斷斷不會完全曲譯……部分的曲譯即使是錯誤，究竟也還給你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也許真是害人無窮的，而你讀的時候究竟還落個爽快。”末兩句大可以加上夾圈，但我卻從來不幹這樣的勾當。我的譯作，本不在博讀者的“爽快”，卻往往給以不舒服，甚而至於使人氣悶，憎惡，憤恨。讀了會“落個爽快”的東西，自有新月社的人們的譯著在：徐誌摩先生的詩，沈從文，淩叔華先生的小說，陳西瀅（即陳源）先生的閑話，梁實秋先生的批評，潘光旦先生的優生學，還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義。
所以，梁先生後文說：“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這些話，在我也就覺得是廢話，雖說猶如不說了。是的，由我說來，要看“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樣，要伸著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的。看地圖雖然沒有看《楊妃出浴圖》或《歲寒三友圖》那麼“爽快”，甚而至於還須伸著手指（其實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罷了，看慣地圖的人，是隻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圖並不是死圖；所以“硬譯”即使有同一之勞，照例子也就和“死譯”有了些“什麼區別”。識得ABCD者自以為新學家，仍舊和化學方程式無關，會打算盤的自以為數學家，看起筆算的演草來還是無所得。現在的世間，原不是一為學者，便與一切事都會有緣的。
然而梁先生有實例在，舉了我三段的譯文，雖然明知道“也許因為沒有上下文的緣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這篇文章中，也用了類似手段，舉出兩首譯詩來，總評道：“也許偉大的無產文學還沒有出現，那麼我願意等著，等著，等著。”這些方法，誠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這一本《新月》月刊裏的創作——是創作呀！——《搬家》第八頁上，舉出一段文字來——
“小雞有耳朵沒有？”
“我沒看見過小雞長耳朵的。”
“它怎樣聽見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訴她的耳朵是管聽東西，眼是管看東西的。
“這個蛋是白雞黑雞？”枝兒見四婆沒答她，站起來摸著蛋子又問。
“現在看不出來，等孵出小雞才知道。”
“婉兒姊說小雞會變大雞，這些小雞也會變大雞麼？”
“好好的喂它就會長大了，像這個雞買來時還沒有這樣大吧？”
也夠了，“文字”是懂得的，也無須伸出手指來尋線索，但我不“等著”了，以為就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創作是很少區別的。
臨末，梁先生還有一個詰問：“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翻譯之難即在這個地方。假如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那麼翻譯還成為一件工作嗎？……我們不妨把句法變換一下，以使讀者能懂為第一要義，因為‘硬著頭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並且‘硬譯’也不見得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假如‘硬譯’而還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那真是一件奇跡，還能說中國文是有‘缺點’嗎？”我倒不見得如此之愚，要尋求和中國文相同的外國文，或者希望“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我但以為文法繁複的國語，較易於翻譯外國文，語係相近的，也較易於翻譯，而且也是一種工作。荷蘭翻德國，俄國翻波蘭，能說這和並不工作沒有什麼區別麼？日本語和歐美很“不同”，但他們逐漸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來，更宜於翻譯而不失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開初自然是須“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很給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經找尋和習慣，現在已經同化，成為己有了。中國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還要不完備，然而也曾有些變遷，例如《史》《漢》不同於《書經》，現在的白話文又不同於《史》《漢》；有添造，例如唐譯佛經，元譯上諭，當時很有些“文法句法詞法”是生造的，一經習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現在又來了“外國文”，許多句子，即也須新造，——說得壞點，就是硬造。據我的經驗，這樣譯來，較之化為幾句，更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但因為有待於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國文是有缺點的。有什麼“奇跡”，幹什麼“嗎”呢？但有待於“伸出手指”，“硬著頭皮”，於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過我是本不想將“爽快”或“愉快”來獻給那些諸公的，隻要還有若幹的讀者能夠有所得，梁實秋先生“們”的苦樂以及無所得，實在“於我如浮雲”。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於無產文學理論，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說，“魯迅先生前些年翻譯的文學，例如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還不是令人看不懂的東西，但是最近翻譯的書似乎改變風格了。”隻要有些常識的人就知道：“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種外國文，因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風格”和“句法的線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簡，名詞可常可專，決不會一種外國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譯《苦悶的象征》，也和現在一樣，是按板規逐句，甚而至於逐字譯的，然而梁實秋先生居然以為不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緣故，也因為梁實秋先生是中國新的批評家了的緣故，也因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較地看慣了的緣故。若在三家村裏，專讀《古文觀止》的學者們，看起來又何嚐不比“天書”還難呢。
三
但是，這回的“比天書還難”的無產文學理論的譯本們，卻給了梁先生不小的影響。看不懂了，會有影響，雖然好像滑稽，然而是真的，這位批評家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裏說：“我現在批評所謂無產文學理論，也隻能根據我所能了解的一點材料而已。”這就是說：因此而對於這理論的知識，極不完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