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1 / 3)

聽說《新月》月刊團體裏的人們在說,現在銷路好起來了。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際極少的人,也在兩個年青朋友的手裏見過第二卷第六七號的合本。順便一翻,是爭“言論自由”的文字和小說居多。近尾巴處,則有梁實秋先生的一篇《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以為“近於死譯”。而“死譯之風也斷不可長”,就引了我的三段譯文,以及在《文藝與批評》的後記裏所說:“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隻有束手這一條路了,所餘的惟一的希望,隻在讀者還肯硬著頭皮看下去而已”這些話,細心地在字旁加上圓圈,還在“硬譯”兩字旁邊加上套圈,於是“嚴正”地下了“批評”道:“我們‘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是無所得。‘硬譯’和‘死譯’有什麼分別呢?”

新月社的聲明中,雖說並無什麼組織,在論文裏,也似乎痛惡無產階級式的“組織”,“集團”這些話,但其實是有組織的,至少,關於政治的論文,這一本裏都互相“照應”;關於文藝,則這一篇是登在上麵的同一批評家所作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餘波。在那一篇裏有一段說:“……但是不幸得很,沒有一本這類的書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難的是文字,……簡直讀起來比天書還難。……現在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用中國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寫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無產文學的理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字旁也有圓圈,怕排印麻煩,恕不照畫了。總之,梁先生自認是一切中國人的代表,這些書既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為一切中國人所不懂,應該在中國斷絕其生命,於是出示曰“此風斷不可長”雲。

別的“天書”譯著者的意見我不能代表,從我個人來看,則事情是不會這樣簡單的。第一,梁先生自以為“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沒有,是否能夠,還是一個問題。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第二,梁先生雖自來代表一切中國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國中的最優秀者,也是一個問題。這問題從《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這篇文章裏,便可以解釋。Proletary這字不必譯音,大可譯義,是有理可說的。但這位批評家卻道:“其實翻翻字典,這個字的涵義並不見得體麵,據《韋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裏隻會生孩子的階級!(至少在羅馬時代是如此)”其實正無須來爭這“體麵”,大約略有常識者,總不至於以現在為羅馬時代,將現在的無產者都看作羅馬人的。這正如將Chemie譯作“舍密學”,讀者必不和埃及的“煉金術”混同,對於“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決不會去考查語源,誤解為“獨木小橋”竟會動筆一樣。連“翻翻字典”(《韋白斯特大字典》!)也還是“無所得”,一切中國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罷。

但於我最覺得有興味的,是上節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裏,有兩處都用著一個“我們”,頗有些“多數”和“集團”氣味了。自然,作者雖然單獨執筆,氣類則決不隻一人,用“我們”來說話,是不錯的,也令人看起來較有力量,又不至於一人雙肩負責。然而,當“思想不能統一”時,“言論應該自由”時,正如梁先生的批評資本製度一般,也有一種“弊病”。就是,既有“我們”便有我們以外的“他們”,於是新月社的“我們”雖以為我的“死譯之風斷不可長”了,卻另有讀了並不“無所得”的讀者存在,而我的“硬譯”,就還在“他們”之間生存,和“死譯”還有一些區別。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們”之一,因為我的譯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條件,是全都不一樣的。

那一篇《論硬譯》的開頭論誤譯勝於死譯說:“一部書斷斷不會完全曲譯……部分的曲譯即使是錯誤,究竟也還給你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也許真是害人無窮的,而你讀的時候究竟還落個爽快。”末兩句大可以加上夾圈,但我卻從來不幹這樣的勾當。我的譯作,本不在博讀者的“爽快”,卻往往給以不舒服,甚而至於使人氣悶,憎惡,憤恨。讀了會“落個爽快”的東西,自有新月社的人們的譯著在:徐誌摩先生的詩,沈從文,淩叔華先生的小說,陳西瀅(即陳源)先生的閑話,梁實秋先生的批評,潘光旦先生的優生學,還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義。

所以,梁先生後文說:“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這些話,在我也就覺得是廢話,雖說猶如不說了。是的,由我說來,要看“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樣,要伸著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的。看地圖雖然沒有看《楊妃出浴圖》或《歲寒三友圖》那麼“爽快”,甚而至於還須伸著手指(其實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罷了,看慣地圖的人,是隻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圖並不是死圖;所以“硬譯”即使有同一之勞,照例子也就和“死譯”有了些“什麼區別”。識得ABCD者自以為新學家,仍舊和化學方程式無關,會打算盤的自以為數學家,看起筆算的演草來還是無所得。現在的世間,原不是一為學者,便與一切事都會有緣的。

然而梁先生有實例在,舉了我三段的譯文,雖然明知道“也許因為沒有上下文的緣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這篇文章中,也用了類似手段,舉出兩首譯詩來,總評道:“也許偉大的無產文學還沒有出現,那麼我願意等著,等著,等著。”這些方法,誠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這一本《新月》月刊裏的創作——是創作呀!——《搬家》第八頁上,舉出一段文字來——

“小雞有耳朵沒有?”

“我沒看見過小雞長耳朵的。”

“它怎樣聽見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訴她的耳朵是管聽東西,眼是管看東西的。

“這個蛋是白雞黑雞?”枝兒見四婆沒答她,站起來摸著蛋子又問。

“現在看不出來,等孵出小雞才知道。”

“婉兒姊說小雞會變大雞,這些小雞也會變大雞麼?”

“好好的喂它就會長大了,像這個雞買來時還沒有這樣大吧?”

也夠了,“文字”是懂得的,也無須伸出手指來尋線索,但我不“等著”了,以為就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創作是很少區別的。

臨末,梁先生還有一個詰問:“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翻譯之難即在這個地方。假如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那麼翻譯還成為一件工作嗎?……我們不妨把句法變換一下,以使讀者能懂為第一要義,因為‘硬著頭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並且‘硬譯’也不見得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假如‘硬譯’而還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那真是一件奇跡,還能說中國文是有‘缺點’嗎?”我倒不見得如此之愚,要尋求和中國文相同的外國文,或者希望“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我但以為文法繁複的國語,較易於翻譯外國文,語係相近的,也較易於翻譯,而且也是一種工作。荷蘭翻德國,俄國翻波蘭,能說這和並不工作沒有什麼區別麼?日本語和歐美很“不同”,但他們逐漸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來,更宜於翻譯而不失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開初自然是須“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很給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經找尋和習慣,現在已經同化,成為己有了。中國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還要不完備,然而也曾有些變遷,例如《史》《漢》不同於《書經》,現在的白話文又不同於《史》《漢》;有添造,例如唐譯佛經,元譯上諭,當時很有些“文法句法詞法”是生造的,一經習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現在又來了“外國文”,許多句子,即也須新造,——說得壞點,就是硬造。據我的經驗,這樣譯來,較之化為幾句,更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但因為有待於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國文是有缺點的。有什麼“奇跡”,幹什麼“嗎”呢?但有待於“伸出手指”,“硬著頭皮”,於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過我是本不想將“爽快”或“愉快”來獻給那些諸公的,隻要還有若幹的讀者能夠有所得,梁實秋先生“們”的苦樂以及無所得,實在“於我如浮雲”。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於無產文學理論,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說,“魯迅先生前些年翻譯的文學,例如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還不是令人看不懂的東西,但是最近翻譯的書似乎改變風格了。”隻要有些常識的人就知道:“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種外國文,因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風格”和“句法的線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簡,名詞可常可專,決不會一種外國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譯《苦悶的象征》,也和現在一樣,是按板規逐句,甚而至於逐字譯的,然而梁實秋先生居然以為不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緣故,也因為梁實秋先生是中國新的批評家了的緣故,也因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較地看慣了的緣故。若在三家村裏,專讀《古文觀止》的學者們,看起來又何嚐不比“天書”還難呢。

但是,這回的“比天書還難”的無產文學理論的譯本們,卻給了梁先生不小的影響。看不懂了,會有影響,雖然好像滑稽,然而是真的,這位批評家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裏說:“我現在批評所謂無產文學理論,也隻能根據我所能了解的一點材料而已。”這就是說:因此而對於這理論的知識,極不完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