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以來一年半之間，凡有對於我們的所謂批評文字中，最使我覺得氣悶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種月刊叫作《長夜》的上麵，擺出公正臉孔，說我的作品至少還有十年生命的話。記得前幾年，《狂飆》停刊時，同時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發表，大意說《狂飆》攻擊魯迅，現在書店不願出版了，安知不是魯迅運動了書店老板，加以迫害？於是接著大大地頌揚北洋軍閥度量之寬宏。我還有些記性，所以在這回的公正臉孔上，仍然隱隱看見刺著那一篇鍛煉文字；一麵又想起陳源教授的批評法：先舉一些美點，以顯示其公平，然而接著是許多大罪狀——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狀。將功折罪，歸根結蒂，終於是“學匪”，理應梟首掛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眾。所以我的經驗是：毀或無妨，譽倒可怕，有時候是極其“汲汲乎殆哉”的。更何況這位常燕生先生滿身五色旗氣味，即令真心許我以作品的不滅，在我也好像宣統皇帝忽然龍心大悅，欽許我死後諡為“文忠”一般。於滿肚氣悶中的滑稽之餘，仍隻好誠惶誠恐，特別脫帽鞠躬，敬謝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長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劉大傑先生的文章——這些文章，似乎《中國的文藝論戰》上都未收載——我卻很感激的讀畢了，這或者就因為正如作者所說，和我素不相知，並無私人恩怨，夾雜其間的緣故。然而尤使我覺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設法，以為在這樣四麵圍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筆，暫且出洋；並且給我忠告，說是在一個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幾張白紙，也並無什麼緊要。在僅僅一個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幾張白紙，或者全本都是白紙，或者竟全本塗成黑紙，地球也決不會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處，是三十年來，若有所悟，而還是說不出簡明扼要的綱領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轡頭了。
其口訣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須做了一通，仍舊等於一張的白紙。
從前教我們作文的先生，並不傳授什麼《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隻是讀，做，讀，做；做得不好，又讀，又做。他卻決不說壞處在那裏，作文要怎樣。一條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與否，大家聽天由命。但偶然之間，也會不知怎麼一來——真是“偶然之間”而且“不知怎麼一來”，——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塗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處所多起來了。於是學生滿心歡喜，就照這樣——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過是“照這樣”——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後，先生就不再刪改你的文章了，隻在篇末批些“有書有筆，不蔓不枝”之類，到這時候，即可以算作“通”。——自然，請高等批評家梁實秋先生來說，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從俗。
這一類文章，立意當然要清楚的，什麼意見，倒在其次。譬如說，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罷，從正麵說，發揮“其器不利，則工事不善”固可，即從反麵說，偏以為“工以技為先，技不純，則器雖利，而事亦不善”也無不可。就是關於皇帝的事，說“天皇聖明，臣罪當誅”固可，即說皇帝不好，一刀殺掉也無不可的，因為我們的孟夫子有言在先，“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現在我們聖人之徒，也正是這一個意思兒。但總之，要從頭到底，一層一層說下去，弄得明明白白，還是天皇聖明呢，還是一刀殺掉，或者如果都不讚成，那也可以臨末聲明：“雖窮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為已甚，竊以為放諸四裔可矣”的。這樣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為然，因為“中庸”也是我們古聖賢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