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以來一年半之間,凡有對於我們的所謂批評文字中,最使我覺得氣悶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種月刊叫作《長夜》的上麵,擺出公正臉孔,說我的作品至少還有十年生命的話。記得前幾年,《狂飆》停刊時,同時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發表,大意說《狂飆》攻擊魯迅,現在書店不願出版了,安知不是魯迅運動了書店老板,加以迫害?於是接著大大地頌揚北洋軍閥度量之寬宏。我還有些記性,所以在這回的公正臉孔上,仍然隱隱看見刺著那一篇鍛煉文字;一麵又想起陳源教授的批評法:先舉一些美點,以顯示其公平,然而接著是許多大罪狀——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狀。將功折罪,歸根結蒂,終於是“學匪”,理應梟首掛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眾。所以我的經驗是:毀或無妨,譽倒可怕,有時候是極其“汲汲乎殆哉”的。更何況這位常燕生先生滿身五色旗氣味,即令真心許我以作品的不滅,在我也好像宣統皇帝忽然龍心大悅,欽許我死後諡為“文忠”一般。於滿肚氣悶中的滑稽之餘,仍隻好誠惶誠恐,特別脫帽鞠躬,敬謝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長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劉大傑先生的文章——這些文章,似乎《中國的文藝論戰》上都未收載——我卻很感激的讀畢了,這或者就因為正如作者所說,和我素不相知,並無私人恩怨,夾雜其間的緣故。然而尤使我覺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設法,以為在這樣四麵圍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筆,暫且出洋;並且給我忠告,說是在一個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幾張白紙,也並無什麼緊要。在僅僅一個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幾張白紙,或者全本都是白紙,或者竟全本塗成黑紙,地球也決不會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處,是三十年來,若有所悟,而還是說不出簡明扼要的綱領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轡頭了。
其口訣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須做了一通,仍舊等於一張的白紙。
從前教我們作文的先生,並不傳授什麼《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隻是讀,做,讀,做;做得不好,又讀,又做。他卻決不說壞處在那裏,作文要怎樣。一條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與否,大家聽天由命。但偶然之間,也會不知怎麼一來——真是“偶然之間”而且“不知怎麼一來”,——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塗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處所多起來了。於是學生滿心歡喜,就照這樣——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過是“照這樣”——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後,先生就不再刪改你的文章了,隻在篇末批些“有書有筆,不蔓不枝”之類,到這時候,即可以算作“通”。——自然,請高等批評家梁實秋先生來說,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從俗。
這一類文章,立意當然要清楚的,什麼意見,倒在其次。譬如說,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罷,從正麵說,發揮“其器不利,則工事不善”固可,即從反麵說,偏以為“工以技為先,技不純,則器雖利,而事亦不善”也無不可。就是關於皇帝的事,說“天皇聖明,臣罪當誅”固可,即說皇帝不好,一刀殺掉也無不可的,因為我們的孟夫子有言在先,“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現在我們聖人之徒,也正是這一個意思兒。但總之,要從頭到底,一層一層說下去,弄得明明白白,還是天皇聖明呢,還是一刀殺掉,或者如果都不讚成,那也可以臨末聲明:“雖窮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為已甚,竊以為放諸四裔可矣”的。這樣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為然,因為“中庸”也是我們古聖賢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