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信
敬愛的同誌:
你譯的《毀滅》出版,當然是中國文藝生活裏麵的極可紀念的事跡。翻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名著,並且有係統的介紹給中國讀者,(尤其是蘇聯的名著,因為它們能夠把偉大的十月,國內戰爭,五年計畫的“英雄”,經過具體的形象,經過藝術的照耀,而供獻給讀者。)——這是中國普羅文學者的重要任務之一。雖然,現在做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隻是你個人和Z同誌的努力;可是,誰能夠說:這是私人的事情?!誰?!《毀滅》《鐵流》等等的出版,應當認為一切中國革命文學家的責任。每一個革命的文學戰線上的戰士,每一個革命的讀者,應當慶祝這一個勝利;雖然這還隻是小小的勝利。
你的譯文,的確是非常忠實的,“決不欺騙讀者”這一句話,決不是廣告!這也可見得一個誠摯,熱心,為著光明而鬥爭的人,不能夠不是刻苦而負責的。二十世紀的才子和歐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勞力求得最大的”聲望;但是,這種人物如果不徹底的脫胎換骨,始終隻是“紗籠”(Salon)裏的哈叭狗。現在粗製濫造的翻譯,不是這班人幹的,就是一些書賈的投機。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這種努力變成團體的,——應當繼續,應當擴大,應當加深。所以我也許和你自己一樣,看著這本《毀滅》,簡直非常的激動:我愛它,像愛自己的兒女一樣。咱們的這種愛,一定能夠幫助我們,使我們的精力增加起來,使我們的小小的事業擴大起來。
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中國的言語(文字)是那麼窮乏,甚至於日常用品都是無名氏的。中國的言語簡直沒有完全脫離所謂“姿勢語”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談話幾乎還離不開“手勢戲”。自然,一切表現細膩的分別和複雜的關係的形容詞,動詞,前置詞,幾乎沒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紀的餘孽,還緊緊的束縛著中國人的活的言語,(不但是工農群眾!)這種情形之下,創造新的言語是非常重大的任務。歐洲先進的國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經一般的完成了這個任務。就是曆史上比較落後的俄國,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相當的結束了“教堂斯拉夫文”。他們那裏,是資產階級的文藝複興運動和啟蒙運動做了這件事。例如俄國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中國的資產階級可沒有這個能力。固然,中國的歐化的紳商,例如胡適之之流,開始了這個運動。但是,這個運動的結果等於它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無產階級必須繼續去徹底完成這個任務,領導這個運動。翻譯,的確可以幫助我們造出許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豐富的字彙和細膩的精密的正確的表現。因此,我們既然進行著創造中國現代的新的言語的鬥爭,我們對於翻譯,就不能夠不要求: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中國白話文。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語介紹給大眾。嚴幾道的翻譯,不用說了。他是:
譯須信雅達,文必夏殷周。
其實,他是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最近商務還翻印“嚴譯名著”,我不知道這是“是何居心”!這簡直是拿中國的民眾和青年來開玩笑。古文的文言怎麼能夠譯得“信”,對於現在的將來的大眾讀者,怎麼能夠“達”!現在趙景深之流,又來要求:
寧錯而務順,毋拗而僅信!
趙老爺的主張,其實是和城隍廟裏演說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氣。這是自己懂得了外國文,看了些書報,就隨便拿起筆來亂寫幾句所謂通順的中國文。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國讀者,信口開河的來亂講海外奇談。第一,他的所謂“順”,既然是寧可“錯”一點兒的“順”,那麼,這當然是遷就中國的低級言語而抹殺原意的辦法。這不是創造新的言語,而是努力保存中國的野蠻人的言語程度,努力阻擋它的發展。第二,既然要寧可“錯”一點兒,那就是要朦蔽讀者,使讀者不能夠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說:趙景深的主張是愚民政策,是壟斷智識的學閥主義,——一點兒也沒有過分的。還有,第三,他顯然是暗示的反對普羅文學(好個可憐的“特殊走狗”)!他這是反對普羅文學,暗指著普羅文學的一些理論著作的翻譯和創作的翻譯。這是普羅文學敵人的話。
但是,普羅文學的中文書籍之中,的確有許多翻譯是不“順”的。這是我們自己的弱點,敵人乘這個弱點來進攻。我們的勝利的道路當然不僅要迎頭痛打,打擊敵人的軍隊,而且要更加整頓自己的隊伍。我們的自己批評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敵人的武裝。現在,所謂翻譯論戰的結論,我們的同誌卻提出了這樣的結語:“翻譯絕對不容許錯誤。可是,有時候,依照譯品內容的性質,為著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順,倒可以容忍。”
這是隻是個“防禦的戰術”。而蒲力汗諾夫說:辯證法的唯物論者應當要會“反守為攻”。第一,當然我們首先要說明:我們所認識的所謂“順”,和趙景深等所說的不同。第二,我們所要求的是: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白話。所謂絕對的白話,就是朗誦起來可以懂得的。第三,我們承認:一直到現在,普羅文學的翻譯還沒有做到這個程度,我們要繼續努力。第四,我們揭穿趙景深等自己的翻譯,指出他們認為是“順”的翻譯,其實隻是梁啟超和胡適之交媾出來的雜種——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語,對於大眾仍舊是不“順”的。
這裏,講到你最近出版的《毀滅》,可以說:這是做到了“正確”,還沒有做到“絕對的白話”。
翻譯要用絕對的白話,並不就不能夠“保存原作的精神”。固然,這是很困難,很費功夫的。但是,我們是要絕對不怕困難,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難。
一般的說起來,不但翻譯,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樣,現在的文學家,哲學家,政論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現現在中國社會已經有的新的關係,新的現象,新的事物,新的觀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倉頡”。這就是說,要天天創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實際生活的要求是這樣。難道一九二五年初我們沒有在上海小沙渡替群眾造出“罷工”這一個字眼嗎?還有“遊擊隊”,“遊擊戰爭”,“右傾”,“左傾”,“尾巴主義”,甚至於普通的“團結”,“堅決”,“動搖”等等等類……這些說不盡的新的字眼,漸漸的容納到群眾的口頭上的言語裏去了,即使還沒有完全容納,那也已經有了可以容納的可能了。講到新的句法,比較起來要困難一些,但是,口頭上的言語裏麵,句法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很大的進步。隻要拿我們自己演講的言語和舊小說裏的對白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來。可是,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創造,無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著中國白話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話文”裏麵,違反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就是說不上口的——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夠存在。
所以說到什麼是“順”的問題,應當說:真正的白話就是真正通順的現代中國文,這裏所說的白話,當然不限於“家務瑣事”的白話,這是說:從一般人的普通談話,直到大學教授的演講的口頭上的白話。中國人現在講哲學,講科學,講藝術……顯然已經有了一個口頭上的白話。難道不是如此?如果這樣,那麼,寫在紙上的說話(文字),就應當是這一種白話,不過組織得比較緊湊,比較整齊罷了。這種文字,雖然現在還有許多對於一般識字很少的群眾,仍舊是看不懂的,因為這種言語,對於一般不識字的群眾,也還是聽不懂的。——可是,第一,這種情形隻限於文章的內容,而不在文字的本身,所以,第二,這種文字已經有了生命,它已經有了可以被群眾容納的可能性。它是活的言語。
所以,書麵上的白話文,如果不注意中國白話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著中國白話原來有的公律去創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謂“不順”的方麵去。這是在創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時候,完全不顧普通群眾口頭上說話的習慣,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結果。這樣寫出來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語。因此,我覺得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評的精神,我們應當開始一個新的鬥爭。你以為怎麼樣?
我的意見是:翻譯應當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確的介紹給中國讀者,使中國讀者所得到的概念等於英俄日德法……讀者從原文得來的概念,這樣的直譯,應當用中國人口頭上可以講得出來的白話來寫。為著保存原作的精神,並用不著容忍“多少的不順”。相反的,容忍著“多少的不順”(就是不用口頭上的白話),反而要多少的喪失原作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