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信
敬愛的同誌：
你譯的《毀滅》出版，當然是中國文藝生活裏麵的極可紀念的事跡。翻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名著，並且有係統的介紹給中國讀者，（尤其是蘇聯的名著，因為它們能夠把偉大的十月，國內戰爭，五年計畫的“英雄”，經過具體的形象，經過藝術的照耀，而供獻給讀者。）——這是中國普羅文學者的重要任務之一。雖然，現在做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隻是你個人和Z同誌的努力；可是，誰能夠說：這是私人的事情？！誰？！《毀滅》《鐵流》等等的出版，應當認為一切中國革命文學家的責任。每一個革命的文學戰線上的戰士，每一個革命的讀者，應當慶祝這一個勝利；雖然這還隻是小小的勝利。
你的譯文，的確是非常忠實的，“決不欺騙讀者”這一句話，決不是廣告！這也可見得一個誠摯，熱心，為著光明而鬥爭的人，不能夠不是刻苦而負責的。二十世紀的才子和歐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勞力求得最大的”聲望；但是，這種人物如果不徹底的脫胎換骨，始終隻是“紗籠”（Salon）裏的哈叭狗。現在粗製濫造的翻譯，不是這班人幹的，就是一些書賈的投機。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這種努力變成團體的，——應當繼續，應當擴大，應當加深。所以我也許和你自己一樣，看著這本《毀滅》，簡直非常的激動：我愛它，像愛自己的兒女一樣。咱們的這種愛，一定能夠幫助我們，使我們的精力增加起來，使我們的小小的事業擴大起來。
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中國的言語（文字）是那麼窮乏，甚至於日常用品都是無名氏的。中國的言語簡直沒有完全脫離所謂“姿勢語”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談話幾乎還離不開“手勢戲”。自然，一切表現細膩的分別和複雜的關係的形容詞，動詞，前置詞，幾乎沒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紀的餘孽，還緊緊的束縛著中國人的活的言語，（不但是工農群眾！）這種情形之下，創造新的言語是非常重大的任務。歐洲先進的國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經一般的完成了這個任務。就是曆史上比較落後的俄國，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相當的結束了“教堂斯拉夫文”。他們那裏，是資產階級的文藝複興運動和啟蒙運動做了這件事。例如俄國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中國的資產階級可沒有這個能力。固然，中國的歐化的紳商，例如胡適之之流，開始了這個運動。但是，這個運動的結果等於它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無產階級必須繼續去徹底完成這個任務，領導這個運動。翻譯，的確可以幫助我們造出許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豐富的字彙和細膩的精密的正確的表現。因此，我們既然進行著創造中國現代的新的言語的鬥爭，我們對於翻譯，就不能夠不要求：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中國白話文。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語介紹給大眾。嚴幾道的翻譯，不用說了。他是：
譯須信雅達，文必夏殷周。
其實，他是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最近商務還翻印“嚴譯名著”，我不知道這是“是何居心”！這簡直是拿中國的民眾和青年來開玩笑。古文的文言怎麼能夠譯得“信”，對於現在的將來的大眾讀者，怎麼能夠“達”！現在趙景深之流，又來要求：
寧錯而務順，毋拗而僅信！
趙老爺的主張，其實是和城隍廟裏演說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氣。這是自己懂得了外國文，看了些書報，就隨便拿起筆來亂寫幾句所謂通順的中國文。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國讀者，信口開河的來亂講海外奇談。第一，他的所謂“順”，既然是寧可“錯”一點兒的“順”，那麼，這當然是遷就中國的低級言語而抹殺原意的辦法。這不是創造新的言語，而是努力保存中國的野蠻人的言語程度，努力阻擋它的發展。第二，既然要寧可“錯”一點兒，那就是要朦蔽讀者，使讀者不能夠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說：趙景深的主張是愚民政策，是壟斷智識的學閥主義，——一點兒也沒有過分的。還有，第三，他顯然是暗示的反對普羅文學（好個可憐的“特殊走狗”）！他這是反對普羅文學，暗指著普羅文學的一些理論著作的翻譯和創作的翻譯。這是普羅文學敵人的話。
但是，普羅文學的中文書籍之中，的確有許多翻譯是不“順”的。這是我們自己的弱點，敵人乘這個弱點來進攻。我們的勝利的道路當然不僅要迎頭痛打，打擊敵人的軍隊，而且要更加整頓自己的隊伍。我們的自己批評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敵人的武裝。現在，所謂翻譯論戰的結論，我們的同誌卻提出了這樣的結語：“翻譯絕對不容許錯誤。可是，有時候，依照譯品內容的性質，為著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順，倒可以容忍。”
這是隻是個“防禦的戰術”。而蒲力汗諾夫說：辯證法的唯物論者應當要會“反守為攻”。第一，當然我們首先要說明：我們所認識的所謂“順”，和趙景深等所說的不同。第二，我們所要求的是：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白話。所謂絕對的白話，就是朗誦起來可以懂得的。第三，我們承認：一直到現在，普羅文學的翻譯還沒有做到這個程度，我們要繼續努力。第四，我們揭穿趙景深等自己的翻譯，指出他們認為是“順”的翻譯，其實隻是梁啟超和胡適之交媾出來的雜種——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語，對於大眾仍舊是不“順”的。
這裏，講到你最近出版的《毀滅》，可以說：這是做到了“正確”，還沒有做到“絕對的白話”。
翻譯要用絕對的白話，並不就不能夠“保存原作的精神”。固然，這是很困難，很費功夫的。但是，我們是要絕對不怕困難，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難。
一般的說起來，不但翻譯，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樣，現在的文學家，哲學家，政論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現現在中國社會已經有的新的關係，新的現象，新的事物，新的觀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倉頡”。這就是說，要天天創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實際生活的要求是這樣。難道一九二五年初我們沒有在上海小沙渡替群眾造出“罷工”這一個字眼嗎？還有“遊擊隊”，“遊擊戰爭”，“右傾”，“左傾”，“尾巴主義”，甚至於普通的“團結”，“堅決”，“動搖”等等等類……這些說不盡的新的字眼，漸漸的容納到群眾的口頭上的言語裏去了，即使還沒有完全容納，那也已經有了可以容納的可能了。講到新的句法，比較起來要困難一些，但是，口頭上的言語裏麵，句法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很大的進步。隻要拿我們自己演講的言語和舊小說裏的對白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來。可是，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創造，無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著中國白話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話文”裏麵，違反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就是說不上口的——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夠存在。
所以說到什麼是“順”的問題，應當說：真正的白話就是真正通順的現代中國文，這裏所說的白話，當然不限於“家務瑣事”的白話，這是說：從一般人的普通談話，直到大學教授的演講的口頭上的白話。中國人現在講哲學，講科學，講藝術……顯然已經有了一個口頭上的白話。難道不是如此？如果這樣，那麼，寫在紙上的說話（文字），就應當是這一種白話，不過組織得比較緊湊，比較整齊罷了。這種文字，雖然現在還有許多對於一般識字很少的群眾，仍舊是看不懂的，因為這種言語，對於一般不識字的群眾，也還是聽不懂的。——可是，第一，這種情形隻限於文章的內容，而不在文字的本身，所以，第二，這種文字已經有了生命，它已經有了可以被群眾容納的可能性。它是活的言語。
所以，書麵上的白話文，如果不注意中國白話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著中國白話原來有的公律去創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謂“不順”的方麵去。這是在創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時候，完全不顧普通群眾口頭上說話的習慣，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結果。這樣寫出來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語。因此，我覺得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評的精神，我們應當開始一個新的鬥爭。你以為怎麼樣？
我的意見是：翻譯應當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確的介紹給中國讀者，使中國讀者所得到的概念等於英俄日德法……讀者從原文得來的概念，這樣的直譯，應當用中國人口頭上可以講得出來的白話來寫。為著保存原作的精神，並用不著容忍“多少的不順”。相反的，容忍著“多少的不順”（就是不用口頭上的白話），反而要多少的喪失原作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