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安娜：你知道嗎，羅明很喜歡那個地方。對他來說，這座房子就像是一個皇宮。他興奮地對我說：“你看，這是我睡覺的地方。我們要進去看看。”羅明現在經常談他在農村待的那兩個月，好像每一年的其他10個月都不存在似的。
羅明：正是因為有這樣三個因素的影響，我同鐵路工人，同農村中的知識分子和那些手很粗糙、衣著非常樸素的那些農民都有著非同一般的特殊關係。我4歲時，爸爸就成為火車司機了。我家就在車站旁邊，他開的火車就常常停在我家的後院。我7、8歲時，就提著一個飯籃子，給爸爸送飯菜。我爺爺、我爸爸都是非常嚴格的人，各種規矩和規則都必須嚴格遵守。記得有一次，我爸爸開的火車就要啟動了，我拿著飯盒剛跑到站台上，車站的站長已經舉起綠色的牌子，發出了開車的信號。當時，我離他的火車隻有10公尺，可他沒有等到我把飯盒遞過去，便把車開走了。通過這件事，我記住了即使晚幾秒鍾也是誤點。
孔寒冰：童年經曆的事情留下的記憶最深，影響也最大。後來，你又經曆了些什麼？
羅明：1940年8月，按照德國和意大利兩國外長在維也納仲裁的結果，特蘭西瓦尼亞劃歸了匈牙利。我們不得不離開自己的故鄉。早在1940年5月10日，羅馬尼亞舉行國慶的時候，匈牙利就派飛機監視特蘭西瓦尼亞地區的活動。到了8月30日，匈牙利的憲兵已經進入了羅馬尼亞，在街道上已經可以看到匈牙利的憲兵站崗。他們有時甚至開槍示警，當時的氣氛相當恐怖。8月30日那天下午，我姨媽，她也是一個村子小學的校長，坐馬拉車來接我和弟弟到她們住的村子，這個村子正好屬於羅馬尼亞的領土。我爸爸媽媽則收拾好家當，把它們裝上鐵路部門提供他們的車廂，運送到他們所需要去的地方。我和弟弟坐著馬拉車走了一天，晚上才到達目的。可是，第二天有人說這個村子也被劃分給匈牙利了，我們隻好又坐一輛牛拉的車前往鄰村的小學校長家，那天還在下雨。在那裏待了兩三天之後，我們獲悉姨媽住的那個村子還留在羅馬尼亞。於是，我們又坐車回來了。村子的邊上有一個水溝，它就是羅馬尼亞同匈牙利的邊界。大概是1943年，我再一次到這裏的時候，同村裏的小夥伴一起在那條小河溝捉魚。玩得高興了，我們就忘記了這是一條界河，有些人不小心越過了國界。我們回來的時候，羅尼尼亞的邊防士兵就問我們：“你們幹了什麼去了？是不是越過了國界？”他們知道我同小學校長的關係比較好，沒把我怎麼樣，但其他三個小朋友則受了懲罰。
孔寒冰：在家鄉被占領的歲月，你們的日子一定很艱難吧？
羅明：特蘭西瓦尼亞西北部被匈牙利占領後，我們全家不得不逃到另外一個小城鎮，在那裏住了差不多有一個月的時間。那個時候，我們還不知道究竟會逃亡到哪裏。後來，我爸爸選擇了羅馬尼亞西南部的一個叫卡蘭塞貝斯（Caransebes）卡蘭塞貝斯的小城市。當時，我9歲，快要上三年級了。在去卡蘭塞貝斯的途中，我既緊張，又很傷心，一路上在每一個比較大的車站都看到有許多從羅馬尼亞西北部逃亡過來的難民。到了卡蘭塞貝斯之後，當地的人對我們很好，在生活上給予了我們很多幫助，我們家在這兒住了一年。卡蘭塞貝斯這兒有一個很有名的師範中學，很多周邊的農村青年來這個學校上學。但是，在這所師範中學讀書的青年學生中的大部分都是鐵衛軍的支持者。幾個月之後，1940年11月，羅馬尼亞發生了地震。正是因為這次地震，監獄坍塌了，喬治烏-德治以及其他的一些共產黨政治犯都被轉移到了卡蘭塞貝斯。這樣一來，在卡蘭塞貝斯最有名的，一個是邊防軍，另一個是師範中學，第三個就是監獄，他們原來被關在離布加勒斯特六十多公裏的一所監獄中。這三個地方都在市中心。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有機會遇見喬治烏-德治和其他的一些共產黨領導人。過了一年多，我們家到搬到靠近鐵路的住所，離車站和機車庫房很近的地方，在這裏住了差不多5年。我在卡蘭塞貝斯上了兩年小學，五年中學。在上中學時，除了一年級之外，我都是得過獎的。上中學的第一年，大概是因為不熟悉新的學習環境，我還挨過爸爸的打。但到了第二年，我就變好了，還獲得了學校的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