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天上的戀人》誕生記
電影對於我來說一直是個神秘的怪物，就是在決定自己命運最關鍵的中考和高考的兩個前夜，我都神使鬼差地坐到電影院裏看電影，落得班主任一頓臭罵。但是到了2000年的初冬，當某個電影節帶著十幾個城市的餘味，終於來到南寧的時候，我對中國電影的興趣已經大大地打折扣了。
在南寧鋪上幾百米長的紅地毯擠眉弄眼地迎接電影嘉賓的時刻，我和《花城》雜誌社的主編田瑛卻乘坐潘紅日派來的小車，往劉三姐的故鄉——宜州市進發了，那裏正準備召開桂西北作家群的研討會。這當然不是一個奢侈的會議，但卻比那些正在放著的爛片更具想象力。一路上，我們都在抱怨國產片，覺得大部分片子都沒什麼看頭，虛構的故事甚至無法超越生活，就連教科書裏“創作要源於生活而且高於生活”這個基本的道理，都被那些弄電影的像拋棄配偶一樣給拋到爪哇國去了。抱怨聲中，田瑛突然問我： 《沒有語言的生活》到底拍沒拍成電影？我說沒有。他說我倒是可以推薦推薦。
田瑛一直牽掛這個小說，幾年前他曾萌生過向他朋友推薦的念頭，但當時小說已先被稱為中國第六代導演的阿年看上。阿年邀請我和他一道編劇，並試圖把它拍成電影。由於投資方的突然放棄，《沒有語言的生活》在一場歡喜之後沉寂下來。這期間我和田瑛沒少見麵，但談的都是牌藝，卻從不顧及文學。如果不是因為桂西北路途遙遠，也許我們的話題還是不會繞到文學上。不過這一次，在小車繞來繞去的同時，我們再也不能把文學繞過去了。他告訴我有一位小兄弟，十年前去了日本，在今村昌平的電影學校攻讀導演專業，後又拿下了一個電影碩士文憑。十年來他們至少有九年保持著聯係，而那位導演也一直期待著有意思的小說，想回國拍片。
說真的，我對田瑛當時的所謂推薦並不在意，更不知道他的那位兄弟姓甚名誰。因為我曉得在中國，一個無名的導演要想弄成一部電影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找錢就不亞於攀登珠穆朗瑪峰。但是田瑛卻信誓旦旦，認為他有可能促成此事。我抱著試一試的心理，讓他把我的小說集帶回廣州。
沒想到第二天他就從廣州打電話給我，說這事真是奇巧了，仿佛連他也想不通。他回家不到兩個小時，就接到了那位導演從北京打來的電話。田瑛特別強調你要知道我們已經有一年多沒聯係了，像是懂得我要找他似的，電話說打來就打來了。從接到電話的那一刻起，這個一直喜歡預感，而且碰巧預對過幾次的田瑛，就始終堅信這個電影一定會弄成。
2001年1月，田瑛去北京參加書市活動，順便帶上了我的小說。那位導演當時正在為中央電視台六頻道做《走進黑澤明的世界》後期，這個長達四個多小時的紀錄片正是他在日本拍攝的。由於導演晚上要加班，田瑛到了北京兩天之後的一個深夜，才跟他見上麵。導演當晚就讀了小說，並於第二天清晨打電話給田瑛，說讀了這個小說後興奮不已，一個晚上都沒睡好。田瑛認真地把這個消息告訴我，我還是沒太當一回事，但心裏已為擁有一位新的知音而隱隱地感動。
春節過後，田瑛約我於蛇年正月初五到廣州跟那位導演見麵。見到導演的第一眼，我的腦子立即就蹦出一念頭： 此人值得信賴。這時我才知道，他叫蔣欽民，未婚，生於1964年，去日本之前曾是瀟湘電影製片廠的年輕編劇，寫過好幾個劇本。1999年，他在東北深山的一個小火車站執導了中日合拍片《葵花劫》。當時這個電影還沒上映，我和田瑛都不知道他導得怎麼樣。正好他帶了一盒該片的錄像帶，我們找了一台放像機，在賓館裏看了起來。跟我們一起看片的還有一位在廣州搞音樂的朋友，看到一半時他的手機突然響了，就跑到走廊去聽電話。出去了大約十分鍾，他又才回到房間，然後不顧我們的情緒，強行把帶子倒回去，直到接上他看過的畫麵。田瑛說黃兄，你怎麼這樣呢？黃兄發出一聲感慨，說我好久沒看到這麼好看的國產片了。
如果不是因為這個《葵花劫》，也許我和蔣導的合作不會這麼順利。他的這個影片是我看過的出生於六十年代的導演導得比較好的一部，盡管是低成本，但還是看出了導演精益求精的努力。別的暫不表揚，僅故事一項他就說得很地道，懸念不斷，節奏很快，而且有深度，把一個日本人的生命和四個中國人的生命一同放到天平上稱量，讓你不得不思考誰重誰輕？片中翻譯官的那一句追問：“難道你們沒有殺他的動機嗎？”尤其叫我興奮。很可惜這樣的影片和那些爛片一樣，在中國同樣沒有好的市場。不知道是哪個環節上出了問題？
我的這個小說是寫一個瞎子、聾子和啞巴組成一個家庭的故事，應該說這樣的故事是很難拍電影的。坐在賓館的沙發上，我清清嗓子，問蔣導你到底對作品的哪一個方麵感興趣？他說愛情，王家寬對朱靈的那種執著的愛情，一個聾子的愛情。他的回答多少讓我有些驚詫，因為這隻不過是小說中的一條線索，而且還不是主線。我們三人漫無邊際地聊起來，聊著聊著，慢慢地有了一點兒藝術上的興奮。但是我明確地告訴蔣導，現在的電影圈都很黑，在沒拿到定金之前，我的創作激情上不來。他表示理解，並答應在理出一個眉目之後，就去找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