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則新聞說1988年，一位流亡國外的伊朗人納塞裏打算途經法國到英國，再從英國去比利時。當他抵達巴黎戴高樂機場時，發現能證明自己難民身份的文件和護照丟失了。他不得不滯留在候機廳，等待自己的身份被確認。比利時有關部門表示他們的文件足以證明納塞裏的難民身份，但必須要納塞裏親自到比利時領取文件。而法國邊檢卻因為納塞裏沒有護照和身份證明無法讓他入境。納塞裏出不來、回不去，不得不待在戴高樂機場，一待就是七年。想象的荒謬竟然被生活證實！可惜小說無力，不能製止荒謬的事件發生。難怪納博科夫要說：“文學創作的目的隻是自娛和娛人，是為了展示人類想象和創作的魔力，而並非是為了自以為是地改造社會。”
想象比道路還長
十三年前，我在一家報社上班，隻有主任的電話機可以打長途。編輯們都想占小便宜，可主任的電話機是鎖著的，盡管我們用兩個手指同時按免提鍵和“米”字鍵，能打長途的成功率也隻有百分之零點幾。一天，有位編輯把她桌上的電話機拿過來，拔掉主任電話機的入線，直接插到她的電話機上打了起來。我頓時驚得目瞪口呆。一個沒有想象力的人隻會在電話機的鍵盤上打主意，而一個有想象力的人竟然把鎖住的電話整個換掉。這正如中國古代思想家莊子所說：“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意思是偷鉤子的人被殺了，而偷竊一個國家的人卻得以封侯。好的作家必須有把整個電話換掉的想象力，而不僅僅是偷竊一個鉤子。
美國“911”事件像一盆冷水迎麵潑來，讓我們這些自以為聰明的人看到了恐怖分子的想象力，因為他們在沒有炮彈的時候，竟然把飛機當成了炮彈。而在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中，我們又看到了美軍的想象力，他們把通緝犯印到撲克上，讓士兵們的休閑娛樂也變成了工作。小說家們經常抱怨讀者越來越少，但是不是也應該反省一下我們的想象力？當生活不斷地超出想象，而小說卻總是沒有驚奇的時候，誰還願意浪費時間閱讀小說？作家卡夫卡在小說《變形記》裏有想象力把人變成甲蟲；中國十六世紀的小說家吳承恩在長篇小說《西遊記》裏，有想象力讓孫悟空一個筋鬥飛越十萬八千裏，他可以上天可以入地，還可以鑽入妖魔的腸胃。我必須真實地承認，想象力曾經是小說吸引我的原因之一。
1951年法國作家讓·薩特寫出了戲劇《魔鬼與上帝》，主人公格茨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先做惡人，再做善人，最後發現“不再有天國，不再有地獄，隻有人間”。格茨摒棄了世俗的善惡觀念，轉而加入到人的行列中來。這個戲劇公演之後的第二年，意大利作家卡爾唯諾發表了小說《分成兩半的子爵》，小說寫了一個叫梅達爾多的中尉在戰場上被炮彈擊中，分成了兩半，先是惡的那半回到家鄉，盡做惡事，鄉親們怨聲載道。後來，善的那一半也回來了，盡做善事，卻同樣遭到了鄉親們的詛咒。一天，善與惡兩半持劍決鬥，鮮血把分開的兩半重新黏合成一個完整的梅達爾多。這個在惡與善之間徘徊的主題，被兩個作家在相差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描寫，卻絲毫沒給我雷同、抄襲的感覺。原因就是後來者卡爾唯諾有巨大的想象才能，他用變異、誇張的手法完成了薩特完成的主題。
我的中篇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寫了聾、啞、瞎三人，組成一個“看不見、聽不到、說不出”的家庭故事，能把這三個人放到一個家庭裏，是需要想象力的。因此，這個小說在中國獲得了好評。但是有一天，我看到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傳記，說他小時候為了跟瞎了的祖父共同讀完一封信，要不停地在祖父手心寫下認不得的字。我為這樣的細節沒出現在小說裏而自責，終於明白想象比任何道路都長。鄉村成長的背景，年少時對遠方的強烈渴望，使我的想象力變得貪婪。我的中篇小說《目光愈拉愈長》寫兒子失蹤之後，母親劉井的目光竟然可以穿越山梁、天空，到達城市，看見兒子穿著一件潔白的襯衣，坐在一張餐桌前吃著雪白的米飯。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在《雅克和他的主人》中寫道，當雅克和主人不知走向何方時，雅克說朝前走。主人說朝前走是往何處走？雅克說前麵就是任何地方！我以為，這就是小說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