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訴與聆聽
我出生在中國南方的一個小山村，村莊裏發生的事就像一部部小說，甚至像今天報紙上的“連載”，張家、李家的事，包括偷情，一天一變，大都公開透明，連黃毛小兒都擁有知情權。而村民的吵架，仿佛電視劇的台詞，隻要你稍微豎起耳朵，不用天線就能收聽或者觀賞。這種高度透明，讓我過早地知道為人的艱難，人情的險惡……星期天，我常扯著母親的褲腳趕集。她一邊走一邊傾訴，把不敢示人的委屈和怨言一並倒出來。長長的山路上隻有我一個聽眾，有時聽著走著我竟然睡著了，稀裏糊塗地走了十幾步，在即將跌倒時一激靈醒來，發現母親還在滔滔不絕，頓時覺得對不起她，於是，又張起耳朵聽，爭取不漏掉一個字。
這種傾訴與聆聽的關係，深刻影響我對小說的理解。我以為小說就是釋放自己的懊悔和積怨，傾吐自己的秘密，以博取別人的同情。我的長篇小說《後悔錄》，就寫了一個傾訴者曾廣賢，他在沒有聽眾的情況下，花錢請按摩女聽他講自己的“後悔”。他講得投入動情，而按摩女的心思卻在“計時收費”，好像曾廣賢隻是為了傾訴而傾訴，並不在乎聽者的態度。後來，他又把自己的講述轉移到父親床前，沒想到他的“後悔”竟然讓十三年來沒有知覺的父親流出了眼淚。潛意識裏，我把讀者當成了按摩女和植物人，自信我的小說就是木頭看了也會感動。早在寫中篇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時，我就開始處理傾訴與聆聽的關係，瞎父王老炳叫聾兒王家寬買長方形的、能在身上摩擦的肥皂，結果王家寬卻買回了一塊毛巾。看上去，這像是讀者對小說的誤讀，也像是兒子挑戰父親，再追問下去，恐怕就是我在調侃母親了，因為她當年的講述也曾被我誤解和歪曲。然而，再仔細一想，我又何止是在調侃母親？今天有太多的講述被誤讀和被忽略，比如成堆的小說有多少讀者？會場裏又有多少人在認真聆聽領導的發言？有人說MP3的熱賣和短信的狂增，原因就是我們說空話的會議太多，聽者不得不用聽音樂和發短信打發時間。盡管傾訴與聆聽的關係如此緊張，但我還是懷抱幻想，就像啞巴蔡玉珍被人欺負之後用動作告訴聾子王家寬，王家寬再轉告瞎子父親那樣，他們畢竟溝通了，盡管艱難。如果說聾、啞、瞎三人的溝通是對現實的隱喻，那我還不如說是隱喻寫作與閱讀。即使讀者閉上了眼睛、關閉了耳朵，但作家卻不能把自己變成啞巴，他要滔滔不絕地寫，讓讀者的眼睛和耳朵重新打開。
現實比小說荒謬
錢鍾書在一篇文章裏說，最好不要讓孩子看太多的童話，因為童話裏“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正義一定戰勝邪惡。但是，等孩子們長大了，他們就會發現社會根本不是童話，惡意有時候會收獲善良，而善心卻難免會遭遇惡報。這種錯位，仿佛電腦搭錯了線，雞蛋裏長出了骨頭，美女偏偏嫁了個醜男。現實是沒有邏輯的。當童話的邏輯碰上了現實的沒有邏輯，那我就會感到措手不及。
美國商家在“911”事件之後推出“鋼板地下室”，隻要裝上這種鋼製的地下室，如果再遇到恐怖襲擊，購買者就可以躲在裏麵生活兩到三天，等待救援。這則新聞讓我想起奧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小說《地洞》。八十多年前，卡夫卡寫了一隻小動物，因為害怕更大動物的襲擊挖了一個地洞，用盡心機在裏麵設置岔道和逃生之路，以為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挖好之後，這隻小動物還是不敢住在裏麵，而是躲到洞口對麵的草叢，偷偷觀察什麼樣的動物會來襲擊自己。那隻小動物的恐懼，與今天遭遇了恐怖襲擊之後人們的恐懼是何其相似！現實證明了作家的預言，也不斷地超越作家的想象。與其說作家在現實中發現了荒謬，還不如說是越來越荒謬的現實讓小說不得不荒謬起來。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早就發現了生活的荒謬性，他說：“人人都生活在可笑的狀態中，可是人人都不知道這一事實。”
當報紙和電視大規模地展示全世界窮人們的痛苦時，我寫了中篇小說《痛苦比賽》，說一美女征婚，希望嫁給有痛苦的人，於是幾個小夥開始編造、合並痛苦，讓其中一人去應征，仿佛誰擁有痛苦誰就擁有資本。在應征過程中，他們所編造的痛苦被生活一一驗證，最終嚐到了痛苦的滋味。古希臘的悲劇中，俄狄浦斯的女兒說：“我不願忍受兩次苦： 經曆了艱苦，又來敘述一次。”而傳媒為了自己的收視率和銷售量，每天都在上演假惺惺的同情，絲毫不考慮痛者的感受。1999年，我發現了身份跟身體分離的荒謬，寫了中篇小說《不要問我》。大學副教授衛國因酒後失態，被學校處分，提著皮箱南下。火車上，他的皮箱被盜，證件、金錢和物品全部丟失，於是他要在另一個城市不停地證明自己是誰，生活中最需要的東西他都說連同皮箱一起丟了，以至於他的皮箱根本裝不下那麼多東西。沒有人相信他，他不得不背誦自己的簡曆，生怕自己把自己忘記。我以為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思考，它至少描述了人類的“自我丟失”。但是小說發表後不久，有位讀者給我寄來了一則新聞，我才驚訝地發現類似的事情早已在生活中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