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在跟張鈞兄的“訪談錄”中說過： 小說其實就是誇張。某個事件或者某個人物誇張到一定程度，就有了漫畫的效果。1997年6月12日，我在寫完長篇小說《耳光響亮》之後，編輯叫我給這個小說寫一個簡單的介紹，我的腦海當時就跳出了這麼一句話： 這是一部漫畫似的長篇小說。這句話是我寫完這個小說之後最深切的感受。
這個小說隻得到一小部分人的喜歡，因為它看上去顯得那麼誇張和不真實。一開始我就寫牛翠柏倒著行走。倒過去二十年之後，他睡在一頂發黃的蚊帳裏被喇叭聲吵醒，於是真正的故事從這裏開始了。這個開頭，沒有別的意思，當時隻是想起了一隻手臂，想它在出拳的時候必須先往後退，然後再打出去。接下來，我就寫了許多誇張的東西，比如牛翠柏他們需要舉手表決，才知道父親是不是還活著；寧門牙被槍決之後，牛紅梅像朗誦詩歌一樣朗誦他的罪行；金大印必須按照記者提供的三個信封生活；楊春光為了讓牛紅梅打胎，竟然設計了一場羽毛球比賽，而且還為流產的胎兒開了一個追悼會；牛紅梅在準備做按摩小姐之前，必須經過“正話反說”的培訓；母親何碧雪像回答記者提問那樣回答女兒牛紅梅的家常話；流產過多的牛紅梅，最後脆弱到看電視裏的小品發笑也會流產；牛紅梅在嫁給金大印的時候，由牛翠柏出麵訂了一份愛情合同，他們成親那天，我們一律不準回頭，因為一回頭，就會回到貧窮的過去，於是“我們全都伸長脖子往前看。我們的目光掠過高樓、圍牆，看到遠處的藍天上。我們的目光愈拉愈長，仿佛看到了共產主義。我想那才是我最向往的生活”……
這和傳統意義上的小說相差得太遠了，在有的讀者眼裏，它幾乎是在搞笑。然而我在寫它的時候，卻是那麼地投入，有時甚至會深陷其中，為人物落淚。選擇這樣的寫法，我想首先是我對生活的態度與別人不同，那就是無奈的調侃；另外也許是我的經曆使我產生了觸摸現實的不同方式，有人把嘴貼到現實的臉上，而我則是把臉貼到了現實的屁股上。好長一段時間，我都在為我的這種寫作方式尋找一種時髦的說法，但是最後我還是回到了“漫畫”上。
“漫畫”用簡單而誇張的手法來描繪生活或時事的圖畫。一般運用變形、比擬、象征的方法，構成幽默、詼諧的畫麵，以取得諷刺或歌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