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六十年代”的二十四小時(2 / 2)

一天,老師把一封信遞給我。那是來自部隊的信,上麵赫然寫著我的乳名。我哆嗦了半天,才把信封撕開,原來信是我從未見麵的表哥寄來的。他當兵了,挎駁殼槍了,所以要把這個喜訊告訴我父母,而我的父母大字不識一個,他隻好讓信在我這裏拐一個彎。這封信被我讀了一遍又一遍,然後揣在心窩子的旁邊,不時地按一按,生怕它丟掉。它除了能給我走夜路壯膽之外,還使我對山外邊有了大膽的設想,當時我是多麼希望能像表哥那樣,成為一名光榮的士兵。

後來,我外出求學,書信成了我跟家裏討錢的唯一工具。我的信一去就是一兩個月,猶如石沉大海,基本上得不到回音。於是我的思緒就跟著那封信一遍遍地走,想象它怎麼到達縣裏、鄉裏、村裏,再怎麼到達我姐夫的手上,我姐夫又如何如何地讀給我父母聽……我知道不等信讀完,父母的眉頭早就緊鎖了,他們不知道向哪裏去找錢,豬還沒有出欄,木耳還沒長起來,雞又發瘟了,糧食本來就不多……在我這頭,信是希望,是期待,甚至是溫暖;然而在我父母那一頭,信也許就是鋼刀,就是恐嚇,就是一張張罰款單。好在我的父母都能咬緊牙齒,一次次完成我的罰款任務,才讓我有了今天。所以,不是全部的信都是美好的,但卻值得我去回憶,值得我去感激。

寫信最多的日子,是在初戀的歲月,我跟戀人分居兩地,幾乎每天一封。當看到好的小說我會在信裏談感想;當工作上稍有成績,我會在信裏大吹特吹……而她的工作和生活也是通過信件向我呈現。這樣的通信常常使我沒有時間概念,幾天前發生的事情往往要在我收到信件的時候才知道,也就是說她經曆的我也會經曆一遍,已經消失的事件因為書信便存活下來。這是文字的力量,書信的力量,它讓我分享喜悅,共渡難關。在當時,我幾乎把文字當作最有力的工具,就像一個名人說的: 書生報國無他物,唯有手中筆如刀。所以我選擇寫作,以為擁有了文字就是天底下最厲害的人。

但是錯了,當我像暴發戶那樣擁有一部磚頭似的手機時,才知道一個聲音的時代已經來臨。你隻要在手機上按下一串數字,就可以聽到千裏之外的呼吸,方便了,近了,世界變成村莊了。我們在“喂、啊”聲中,把一切擺平、搞定,書信的儀式、期盼的心情、遙遠的想象、紙上的墨香統統地被聲音覆蓋,說話更直接,心靈更草率,仿佛吃快餐,隻為填飽肚子,再也不會有人像李白那樣:“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連回味的時間都不曾空出。這幾乎是集體性的叛變,哪怕我這樣專門從事文字工作的人,也因為圖方便,不再願意拿起筆來寫信。於是,我對書信除了抱歉就是懷念。

幾年前,我因為向作家葉兆言(葉聖陶之孫)約照片,收到過他的兩封來信。那信是用一種特製的書畫紙寫成,豎式,每頁八行。明明他年長於我,卻在抬頭處稱我為兄;明明我是小輩,他卻在落款處稱自己為弟。這是多麼謙遜的表達!暫且不說稱謂,單憑那紙、那字你就感受到了一種尊重,書香之氣撲麵而來。也許這就是信的最後貴族,留住它便是對書信的最高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