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爺爺和二爺他們兩方兒女都在一起生活，可是早已習慣了他吃獨食，也習慣了他門縫裏飄出的香氣，這香氣咫尺天涯，近在眼前卻遠在天邊。這個新中國成立後還過著地主式生活的地主老爺，著實沒有虧待自己，他會享受，懂保健，慣於將豪放與精細兩種因素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創造出了健康長壽的絕世佳話——他一直活到九十五歲，直到兩年前才去世。
據說他去世時也沒遭什麼罪，沒得什麼病——無疾而終，是老死的。
這真是我無限神往的一種死法。
三
我大伯上學的時候新中國還沒成立，他學上得很遲，八歲才上一年級，那個時候正是我二爺在家“執政”的時期，他就是家中的實際皇帝，一手遮天，這個家就相當於一個袖珍國，他在袖珍國裏統治了多年之久，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多年，這種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式生存方式才自然解體。
因為我二爺包藏私心，不想讓我大伯上學，到最後同齡人都上三年級了，我婆婆這個柔弱的女人也不想讓她的大兒子成為睜眼瞎，最後實在遮不住眾人眼目，二爺才放權讓我大伯去讀書。那時讀書很辛苦，早晨天不亮就起來打著火把翻山越嶺到學堂去，我大伯上學遲，但是成績異常地好，一直念到初中畢業，那一年全縣招幼師，培養幼師人才，我大伯一舉考中，兩年後就分配下來，先是在城關一小，後來下邊鄉鎮缺人才，把大伯借調下去，結果這一借就像劉備借荊州有借無還，並且越走越遠，最後在外地安了家。
我爺爺三個兒子，二爺也三個兒子，他對自己的子女倒是早早催促上學，幻想成龍成鳳，可惜這幾個家夥念書都很差，或者和他一樣對俗世的興趣更大，念書成了跑馬觀花的遊獵之舉，每天往學校跑就仿佛去打獵遊玩。他大兒子和我父親同歲，還沒上學前我太婆教他們打算盤，他大兒子長得頗為秀氣，又活潑好動，形象上遠勝於我父親。我父親和我爺爺相似，人很黏，不大說話。結果，同樣教的，我父親很快就會了，他們老大卻一點也不懂，迷糊不清。老太婆最後用當地的土話歎息說：“唉，真是看起來黏黏的，卻是鮮鮮的；看起來鮮鮮的，卻是黏黏的！”
我不知道最初的恩怨是什麼，或者是弟兄多了在一起不免產生對比，而一旦對比總會有弱的一方，於是便產生了羨慕、嫉妒、恨。對於我二爺來說，羨慕有沒有並不清楚，但嫉妒和恨也就是說因嫉生恨肯定是有了，他知道自己這一脈讀書不行，於是改換思路，發揮自己的專長，也就是他們的強項——跟你玩心眼。我二爺心眼靈活得像滾珠，玩我爺爺十個應該綽綽有餘，如果我爺爺是個陀螺，他這一鞭子下去讓你轉個小半天沒問題。可惜天道有常，恒與善人，他的心眼太壞，從某種角度阻礙了他靈活性的發揮。
所以，但凡有稍大一點事他就召集自己幾個部下——兒子們開策劃會議，有時連兒媳也作為候補旁聽參加。其實是他心傳口授，麵授機宜，給幾個兒子傳授狐狸經，具體分析在新形勢下如何高舉“智謀”的偉大旗幟繼續沿著他的足跡前進，把自己的集團利益發展壯大，在他的教化熏陶下，幾個兒子雖然沒有青出於藍，但是藍的程度明顯向著他期望的方向發展。
我始終鬧不明白，這些仇恨是從哪裏來的，連上一代我的父親也茫然，他覺得這不需要理由。因為，在顏家莊上兄弟反目比比皆是，兄弟就像人的兩隻眼睛，整天在一起，你看我，我看你，難免不瞪一眼，成為鬥雞眼，一旦成了習慣，這鬥雞眼也就定了型。
在我二爺主政的那段日子，他處處壓製、打壓我爺爺這幫人馬。這可能與我太婆對他的偏愛也有關係，他是她最喜歡、最撐麵子的兒子，因此對於家中他統治下出現的某些不公平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隻要這偏心還沒大到分裂家庭的地步。我爺爺呢，自然是很少過問家政，他在縣城上班回來少，就是回來也對親人不聞不問，正是由於這種態度，別人才心安理得地欺負他的子女，你想打狗欺主，連主人都懶得管你，狗自然就沒有地位啦。
我二爺處處和我爺爺攀比，想以泰山壓頂之勢成為家族中絕對的老大，不幸的是他的幾個兒子沒有一個成器的，沒有一個可以繼承他的“遺誌”，不說國家幹部，就連個工人都沒有。但越如此他越想壓製這一脈，把自己腦筋開得像攪拌機，想盡辦法來整你。
到了後期已經失勢，從家長主席台退下來的二爺，隻能領導自己的小家。大家早已分裂，就連我爺爺的幾個兒子、二爺的幾個兒子也都成了家，各自另過。此時已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可我二爺還懂得連橫合縱之術，拚命拉攏我三爺這一脈整治我爺爺。
其實，我三爺早就在街上另過，對這些爭鬥的事不感興趣，可架不住我二爺遠交近攻政策，屢次登門拉攏、煽惑、遊說，功夫不負有心人，隨著年月一長，我二爺不懈的努力終於見了成效，我三爺和二爺越來越親近，往來越來越密切，我爺爺呢，本來對這些都是冷漠，幾乎絕交息遊閉門不出，所以和我三爺也沒什麼來往，除非有事才見一麵。相形之下，二爺當然和三爺他們合成一股，就是沒做什麼具體的事，沒出謀劃策，但隻要一看他們往來頻繁，熱鬧騰騰的景象就使得這一方顯得寒磣寥落。
“文革”開始時，我二爺和新中國成立之初一樣短暫地倒了黴，作為地主分子代表，他常常被拉到村中心台麵上被批鬥，可能這也是他惱火的原因。按理這個地主分子頭銜應該歸我爺爺的，他是老大，但我爺爺是地下黨，又長期不在家，主事的是二爺，所以他就順理成章地成了地主分子，一般情況下誰也不敢打我爺爺的主意。
那是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年代，政治氣氛冷過冰霜，在全民狂歡的集體無意識下演進人性摧殘的新裏程。其實整個“文革”年代讓置身事外的人覺得極不真實，十分荒謬。
我二爺在批鬥會時又有不同，他是貨真價實的地主分子。二爺臉上並無多少委屈，做低頭認罪、默然無語狀，其實，低頭認罪是個假象，低頭未必認罪，“低頭”是統一要求，“認罪”是統一結果。與此相對的是，我二爺精壯高大的身子，他碩大的光頭在烈日映照下葫蘆般反光，具有某種迷幻效果，使他這一地主形象底氣十足，構成了某種“威懾力”，讓本來對地主充滿仇恨想敲敲打打的某些激進分子訕訕束了手。
就因為這，在批鬥會中他也沒吃多大虧。
後來有次批鬥會是在村組進行，村組的中心位置就是我爺爺和二爺他們的院子。這次批鬥會就在家門口展開，當我二爺知道這個消息後立馬倒頭而睡，人陸續來後，他做出病得要死的樣子，對負責人支支吾吾地說自己病了，實在不能出席批鬥會。
“你不出席還怎麼批鬥，不就沒了主角嗎？！誰往台上站？”負責人說。
我二爺於是斷斷續續地提示，自己這次大病在床不能完成神聖的革命任務，以往他可是從沒逃避過的，現在實在沒有辦法呀，渾身發軟，不能站起來。為了不影響革命工作，可以考慮讓他大哥臨時代替一下，反正就是兩個小時嘛！
組長一聽，有理，再說事到臨頭也沒有其他選擇，你總不能把一個病人架到主席台上去吧。他以前是從沒逃避過，可見這次真有病，人總有個頭痛腦熱的。便命令幾個人把我爺爺拉出來批鬥，在眾人眼裏這也名副其實，他是正兒八經大地主的長子，經常深藏不露的家夥。
我爺爺時年六十多了，背有些駝，個子高大而沒有生機，像一截秋後的枯木頭，他的那個氣勢當然比我二爺差了許多，沒有我二爺精凝神聚的氣質，他老實巴交，默然無語，眯縫眼望而無望，無望而望，不知是在悲憫眾人還是在悲憫自己。幾個仇恨地主的激進分子一見他這副模樣就來了氣，或者說來了力量，掄起木棍便給了我爺爺幾下，可憐我爺爺人老腿硬，馬步功底不紮實，向前撲倒幾次，可他又站了起來。其實不是他堅強而是不站起來不行，除非你的腿被打折。這些人打我爺爺是因為他們向來沒敢向我二爺下手，現在好不容易逮到一個機會，看我爺爺老實巴交，也沒什麼威力，可憐好欺，就找他做了替罪羊。
這是我爺爺唯一一次參加批鬥並且挨打的經曆。當天晚上，人群散盡後，我爺爺躺在床上，傷痛難忍，聽到我二爺從床上起來，在對麵院子裏嗬嗬大笑。二爺精神煥發，走路底氣十足，上灶房去溫了一壺酒，一個人在堂前喝了起來。
不知道我躺在床上的爺爺，那時作何感想。
四
客觀地說，我爺爺兄弟三人中，我二爺是個例外，是個變種。到我父親這一輩三個兄弟中，這個異數就傳到了我三叔身上，他成了一個變種。因為我父親和大伯都是老實本分人，隻有我三叔異軍突起，書沒他們念得多，可書本以外的知識他們連給三叔做學生的資格都沒有。三叔為人非常機靈，腦子靈活，口才好——我不能定義這個“口才好”是優點還是缺點，或者什麼時候是優點什麼時候是缺點，反正他太能吹了，有時把你吹得暈頭轉向，定力小的都不知道自己怎麼死的。他說話口氣很大，大得像聯合國主席，而且口氣很滿，讓你相信這是真的，他真的可以做到，到這一步是需要天分的，就像阿基米德說他找個支點就能把地球撬起來一樣，可以說長江就掛在我三叔的舌頭上，還能給你建個三峽發電，如果你要雷鳴電閃狂風暴雨他也能一時三刻辦到，改變本來的天氣狀況。
我三叔沒當上廠長之前，在鄉下工作了一段時間，當然沒有正式編製，是個幫忙打雜的小職員，這份工作他大概隻幹了一年半載，就回來賦閑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