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城市化建設會對玉門政府有著如此大的激勵呢？問題的關鍵是因為城市化建設才能產生政績，而可視的政績則是官員升遷的重要籌碼。中國地方初級政治市場存在的現實情況是：上級黨委和政府對下級政府行政首腦的任免有決定性發言權。地方政府主要指中國省級或省級以下各級政府組織和行政主體。按照中國目前的幹部任用體製，上級政府的滿意就像西方政治家眼中選民的選票，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因此在下一級的地方政府隻有通過政績顯示機製轉化為上級政府的“政治投票”，地方政府首腦才能得到連任或升遷。從這個意義上講，上級政府都是地方政府的“選民”，它直接投票，並且是決定性的。
為創造“城市化”建設，玉門政府正在以搬遷的經濟成本換得政績建設的成效。但是，它同時付出的，可能是高昂的社會成本，它所導致的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社會危機的到來。城市搬遷正使城市動遷居民利益受損，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生活結構遭受破壞。搬遷已經成為“民怨”的直接起因，也正在造成城市底層民眾的進一步貧困化。而更嚴重的問題還在於：由於這一切都是在“現代化”和“發展”的名義下發生的，這就使得種種問題的糾正和解決更加艱難。
當時玉門的商業還是比較發達的，玉門的消費市場還是很大的，2000年前後，消費水平最高的是嘉峪關、玉門。我們僅次於嘉峪關，還有後來的輕風機械廠，我們化工廠一次破產500多人，好多企業整體下崗。沒有遷址之前，玉門消費水平相對較高，我們的下崗職工，在管理局上用了一些，還有些到社會上去，再一個就是搞商業。遷市以後我們的商業急劇下滑，統計數字顯示：原來我們全市有個體工商戶4000多戶，光（老）市區的個體工商戶就有3000多戶，占到3/4。但是現在（老）市區商業急劇萎縮，我們失去了市場，個體工商戶這塊的市場大部分都到外地去了，逐漸都走掉了。再一個，遷址之後市場萎縮，好多個體工商戶歇業了，統計數字顯示，光今年上半年歇業的個體工商戶就幾百戶，有能力的都走掉了，到蘭州、嘉峪關、酒泉去發展了。還有你（指石油局生活基地）遷到酒泉去還要重新買房子，走也困難不走也困難，過去的退休職工，退休老工人、老幹部，當時為了解決下崗職工的吃飯問題還有個思路，城裏呆不成了，就到鄉裏去，承包工程啊，包地，咱們解決就業還有這樣一個渠道，還有些原來在農村招工到城裏的，現在廠子倒閉了，就再回到農村種地去。（LJX，2006）
當一種社會發展目標被賦予了毋庸置疑的正當性，那伴隨它的實施所出現的問題，往往很難被問題化，因為目標本身的正當性源泉會構成它被問題化的屏障。在城市化問題上，這樣的邏輯顯然正在起作用：“城市化”目標被賦予的壓倒一切的必要性、迫切性等等，使得人們對許多問題視而不見，或者在很多問題麵前放棄了基本的判斷準則。也許人們可以將上述搬遷帶來的種種問題歸之於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問題”，但即使僅僅是出於對社會係統的均衡需要的考慮，有一些問題也是不容回避的。將“城市化”視為經濟、人口過程的觀念及其相應的製度、規劃，使社會和人的城市化嚴重滯後。這種狀況無疑會導致社會各係統關係的不平衡。無論這是因為客觀的階段性發展局限還是出於政府的目標性設置，這樣的狀況都可能導致難以預測的負麵結果。因為社會各係統間關係的失衡必然影響到城市作為一個社會的秩序的建立，也必然影響到它的持續發展的空間。如果沒有“社會”和“市民”的發育、成形，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現代城市。令人擔憂的還在於，在目前玉門市的“城市化”運動中，根據長官意誌、資本操縱，一哄而起的人為的“造城運動”正在破壞著城市作為文化積澱物、文化載體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