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種觀念主張成了契合國家目標的意識形態，並且成為一種“主義”的時候，存在其中的種種顯在的或潛在的問題，就可能有意無意地被忽略和遮蔽。從概念上來看，“城市化”概念與“產業化”、“社會主義現代化”有所不同。它涵蓋了以下幾個方麵：首先是人口、生態的側麵，比如人口的集中、空間的疏理、土地利用的功能分化等；其次是社會結構的側麵，比如專業分化的發達、地緣、血緣關係的稀薄化、團體參加的多樣化等；再次是生活結構的側麵，構成生活的諸要素以及這些要素間各種關聯的變化，城市型生活意識、生活方式、生活目標及手段等的形成和擴散等；最後是社會意識的側麵，比如城市型性格的形成。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有關“城市化”的概念注釋、觀念主張甚至政策導向，卻多朝著人口、經濟方麵明顯傾斜。“城市化”被簡單地解釋為人口學的過程，被等同於產業化，或者被解釋為城市的擴展和再開發，人、社會以及生活、意識等方麵的內容被忽略了。
咱們現在享受低保的，城鄉人口有3000多人，主要集中在老市區，我們戶籍人口是16萬多人，我們吃低保的就是3000多人，農村才幾百人。農村的赤貧戶，一個月才80多元，城市現在漲了180元，原來是130元，但是這170元也不是全額給，還要根據你家的收入，如果你家裏還有一個人掙點錢，就把這部分除掉，你一家三口是540元，有人還掙300元，就給你240元，不是全額給的，這樣統計數字是3000多人，3000多人裏麵除了一些孤寡老人之外，絕大部分是下崗職工，也就是說沒有遷市之前，吃飯的市場在（指以石油局職工為主體的城市消費群體，筆者注。下同），那麼多人要消費，你得有人去服務，還可能找到就業渠道；（而）現在（還）在幹的這部分人還在逐步萎縮，而且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春節前後做生意的人比較多，其他時候就少，季節性比較明顯，你說你讓他們再找就業崗位，有些都四五十歲了，咱們化肥廠的好多職工都四五十歲了，他們能到哪去？所以我覺得這部分人將來事態是最嚴重的，這些人一旦失業之後（問題就會更嚴重）。城市居民和農民還不一樣，農民有兩畝半地，不管物價漲成什麼樣，那是他的最低保障，城市居民一旦失業就一貧如洗。（HSR，2006）
在“發展”的名義下，在現實的城市化建設中，“城市化”被演繹成一場自上而下的、規模空前的經濟性、政績性的運動。在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中，許多事物被賦予了意義，比如建設玉門鎮新城成為政府最重要的目標。但是這樣一種被賦予了“毋庸置疑的必要性和正當性”的“城市化運動”，其命題本身的真正意義到底如何？它的實際方案會包含些什麼？其實施過程中又會發生些什麼？它可能給社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這些問題，決不會因為其命題被賦予的正當性而不再存在、不再發生。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得到諸多的問題已經出現。例如，在湖南省的嘉禾縣，為了建設地處縣城中心、集商業、中心廣場功能的大型項目，麵對不願搬遷的幹部和市民，縣委書記就發出過“誰影響嘉禾一陣子，我就影響他一輩子”的暴力執政話語。這樣的權力恐怖主義假托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的宏大目標為“權力意誌”和利益集團開道，將社會生態導向極度的“單邊主義”的利益爭鋒，最終勢必會導致“帕累托最優”鐵律被曲解為：為了尋求利益最大化的結果而放膽踐踏公共原則和倫理底線，從而衍生讓人心驚肉跳的權力行凶和市場災難。
應該看到，如果我們不是從“城市化”被賦予的正當性出發來對這場“城市化建設運動”的必要性做出評價，而是從對社會事實的確認出發來考察目前這場城市化運動，那麼，有些問題是很容易被注意到的。譬如，我們可以看到，在“城市化”的名義下，實際上存在著許多與城市化主旨相違背的製度設置或實際舉措，實際上表現出了片麵城市化、逆向城市化等反城市化的傾向。在玉門何去何從的公共決策中，政府官員的政績需要和利潤最大化原則成為公共決策的最主要的權衡因素。城市搬遷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生態自然過程，它與經濟、交通的演變過程息息相關。用這樣的視角反觀玉門的搬遷決議，我們所看到的正是地方政府借助全國性的城市化運動，營造出了一種可供觀賞的政績合法性的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