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乏巨額的資金進行城市化建設的時候，玉門市的基本策略是以“政府信用”為擔保，讓不同的施工單位先墊付資金進行建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施工單位大部分是外省來的，因為本地的施工隊熟知政府的家底，早就看出了這種“政府信譽擔保”的把戲。但是想想這些外省的施工單位也並不全是因為“信息不對稱”而被“騙”過來的，他們或許還會有更大的考慮：隻要玉門市政府搬遷到玉門鎮，必然會有商機，畢竟中國的經濟是“政府主導型”的經濟，政府駐地一般都能成為本區域的經濟中心。但是搬遷的過程並不如意，這主要是因為玉門市政府並沒有得到來自上級政府的“數億元”搬遷費的支持，因為在民政部2003年的批複中明確指出“搬遷……所需經費自行解決”；中石油領導看在玉門為中國石油工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的份上撥付了現金3000萬；甘肅省為玉門的搬遷承諾撥款5000萬、酒泉市政府撥款1000萬，但卻要在玉門市未來三年的上繳稅費中扣除58%。致使玉門在自1999年決定搬遷直到2004年的5年時間不僅沒有完成搬遷，反而麵臨越來越多的問題，玉門新市區裏建成了1000套住宅，空空的樓等著人去居住，但到筆者前往調查時為止，入住率隻有2%。玉門新城已經投下去了2.8個億，而這2.8億大多是開發商墊付、主管部門墊付、施工隊墊付。為此玉門市政府負債1個多億。玉門新城的大片樓房無法賣出，開發商的投資收不回來，下一輪投資的信心大受影響，而新城的建設發展嗷嗷待哺，還需要更多的資金。
一棟辦公大樓選址困難最終促使玉門市政府下定了搬遷的決心，這樣的決策看起來似乎過於輕率；解讀阿克塞縣的搬遷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了玉門搬遷決策的潦草。但是，如果把這些決策過程僅僅解釋為地方政府官員“情緒化”的行為卻是一種簡單化的思維，實際上，這種決策背後有著深刻的製度性思考和意識形態化的城市化建設理念支撐。
在遠離石油城的玉門鎮建設一個新型的玉門市，並不像以往搞開發區建設那麼簡單。它不僅可以大量招商引資，發展地方經濟，而且可以理直氣壯地開展城市化建設，在一個以往以農業為主體的鄉鎮基礎上再造一座現代化的新城，這聽起來是一件多麼令人振奮的事情啊！這種故事在20年前的邊陲小鎮深圳發生過，它帶來的是國家的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繁榮；在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發生過，它帶來的是財富的增加和人民的幸福。這樣的事件也將在西北內陸地區發生，在經曆了20多年改革開放大潮洗禮的中國大地，無論是政界、學界還是媒體，大家共同認可的現代化標準就是“城市化”，這不僅是社會各界的共識，也是衡量各級政府改革開放程度的標誌。城市化的話語席卷了整個社會，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其敘述框架中擁有無可置疑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這種近乎“普世”價值的理念在任何地方性的知識麵前都有著“暢通無阻”的“效力”。
在今天，“城市化”不隻是一個由政府規劃並倡導實施的一項國家目標，它已經開始演變成為一種具有強烈政治取向的意識形態，這不僅表現在本世紀初完成的行政區劃改革中“撤地改市”的具體措施上，由省轄市管理城區和縣，從而把“市”的含義拓展到了除了“城市”之外，兼具有省級管理職能（指對縣和縣級市的管理）的行政層級，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一係列的行政措施建立了一種以城市為中心、以城市化建設為方向和標準的發展模式。《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對意識形態的界定是：意識形態是具有符號意義的信仰觀點的表達形式，它以表現、解釋和評價現實世界的方法來形成、動員、指導、組織和證明一定的行為模式和方式，並否定其他一些行為模式和方法。我們在這裏所指稱的“意識形態的城市化理念”正是指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大地逐漸形成的由國家主張並確立為發展目標和規範化模式的城市化建設，這種城市化建設過程由國家及各級政府規劃、組織、和實施，並且已經形成了國家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標準化模式，成為各級政府官員和廣大社會成員普遍接受並自覺執行的具有內在邏輯性、一慣性和表象、主張的體係。客觀上，作為意識形態的“城市化”、一方麵為作為國家所主導的“城市化”提供了思想資源，另一方麵它為在國家目標與社會成員的行為態度之間鋪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