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化解社會風險，加強風險管理，關係到國家的穩定和發展，關係到國家長治久安和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實現，關係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對此，必須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必須要有新思路，采取新舉措。
首先，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處理好效率與平等的關係。
一個和諧的社會既不是普遍貧窮的社會，也不是少數人富裕多數人貧窮的社會。它需要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在把蛋糕越做越大的同時，還能有效分配蛋糕。所以，降低社會風險，促進社會和諧，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切實貫徹“五個統籌”，更加注重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更加注重社會事業建設，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和社會穩定，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尤其在當前，化解社會風險，一定要處理好效率與平等的關係。如果片麵注重效率優先，在短時間內可能提高生產力水平，增加社會財富，但是這樣會不斷拉大貧富差距，增加社會風險；如果片麵追求平等至上，會挫傷人們財富生產的積極性，造成社會發展緩慢甚至停滯不前，引發社會動蕩。因此，必須兼顧效率與平等，不能顧此失彼或者厚此薄彼，“公平和效率的關係恰如一部自行車，前輪是公平，職司導向功能；後輪是效率，職司動力功能。”也就是說，隻有公平和效率互相協調，社會這部自行車才能平穩地向前發展。
其次，完善社會管理體製，建立健全利益協調機製。
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轉型期，要防範社會風險，構建和諧社會，必須適應社會利益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正處於劇烈變革的現實，深入研究轉型期社會管理的共性和特性，大力整合社會資源，建立包括利益協調機製、社會風險預警和監控機製以及危機處理機製在內的新型社會管理體製，要建立健全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新型社會管理格局，努力實現社會各階層的良性互動、和諧相處。建立和健全利益協調機製是完善社會管理體製的關鍵，一是要建立能夠滿足社會各階層需要的利益表達機製，黨和政府要提供讓各個社會階層都能表達各自利益需求的機製，尤其是建立健全農民、城市貧困群體的利益表達機製，疏通其利益表達渠道，謹防個別強勢階層壟斷利益表達的話語權，要盡快建立民意調查製度、協商談判製度等科學化的公眾利益表達機製。二是要大力培育各種非政府組織，如各種中介組織、行業協會和民間維權組織，社會組織化程度的高低是社會發展成熟的重要標誌。非政府組織、企業和政府被視為現代社會的三大支柱，政府要支持非政府組織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代表各自利益群體進行利益表達，要為他們的利益要求的表達提供製度保證。
再次，完善社會保障製度，構築社會安全網。
社會保障製度是社會和諧的穩定器，是社會的安全閥。完善的社會保障製度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底線和基礎，它可以給人安全感，從而化解社會風險。目前，我國已初步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係，其中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是其最為核心的部分。但是它也存在著保障麵窄、保障水平低、保障資金不足等問題。為了化解社會風險，必須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製度，一是加快社會保障立法進程，加快推進《促進就業法》、《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等社會保障基本法律的立法進程；二是加大對社會保障的資金投入。國務院要出台明確的規定，對各級財政預算用於社會保障的支出提出比例要求，對從國有資產收益、國有土地出讓收入等預算外收入中提取社會保障資金、對實現社會保險基金保值增值提出明確的指導性意見。同時要積極發展社會慈善事業，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多方籌集社會保障資金。三是要不斷擴大社會保障範圍和保障水平，解決農村人口的社會保障問題。讓農民在養老、醫療、子女教育等方麵得到更好的保障，共享社會發展成果。可喜的是，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中央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十六屆六中全會不僅把它列為重要議題，同時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新舉措。
最後，加強全球合作，積極應對社會風險。
在一個知識、信息、技術、經濟、政治乃至風險都日益全球化的時代，民族國家是風險控製和管理的主體。然而，我們還應該高度關注民族國家自身的局限性，在反思現代化階段，隨著風險的全球化，單一的民族國家再也無力擔承這一任務，這就需要全球性的通力合作，“全球治理”無疑是治理社會風險的一條有效路徑。事實上，僅靠民族國家的單一治理，是很難抗拒日益全球化的風險的。正在來臨的現代風險社會，抗禦風險需要更為廣泛、更多層次的國際合作，包括各民族國家之間的合作、各國企業之間的合作，以及全球公民社會之間的合作等等。例如，美國的反恐戰爭、英國的瘋牛病、中國和東南亞地區控製非典以及禽流感等傳染病的行動，大氣汙染、全球環境保護等等，都一再證明，有效的國際合作對於成功控製風險、保障社會安全是極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