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正處於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由臣民向公民、由權力向能力、由靜態向動態、由人治向法治的社會轉型時期。這種轉型是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研究這個時期的社會風險形成的原因，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國當前的社會風險，找到有效化解社會風險的方法。
首先，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嚴重失調。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增長，GDP已翻了幾番，社會財富也有了巨大的增加，但是關係到普通群眾基本需求的社會保障、義務教育、醫療保障等民生問題的社會事業發展卻嚴重落後於經濟的增長，形成了有增長無發展的現象。社會保障是社會和諧的穩定器，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保證，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但當前我國的社會保障製度建設存在保障麵窄、保障水平低、資金缺口大等問題，遠遠不能適應我國當前社會發展的需要。以教育為例，公民受教育機會的平等是一切公平的起點，是社會和諧的基石。但當前由於我國對教育投入的嚴重不足，造成了我國教育資源的嚴重稀缺，而且原本就稀缺的教育資源還片麵地向城市傾斜，在城市卻過度向名校、重點學校傾斜，造成了我國當前教育極端不公平。農村的義務教育問題、高等教育收費過高問題、農民工子女受教育問題等反映了我國教育資源的不平等。同時還有醫療改革問題、住房改革問題等都說明我國社會事業發展嚴重落後於經濟增長，這些現實不僅讓廣大的群眾沒有享受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反而加劇了群眾基本民生問題的嚴重性，損害了公眾對政府的信任，而且引發了一係列社會矛盾。
其次，技術的無節製開發和片麵發展。當今社會，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人們在享受由此帶來的利益和方便的同時，也麵臨高風險的困擾。計算機和因特網的出現把我們帶入一個全新的信息和知識社會，但信息安全問題也引起政府、企業和個人的廣泛關注；新技術、新材料、轉基因和克隆等生物技術的發展給許多國家帶來核泄漏、遺傳和基因技術濫用、新型材料汙染等日益嚴重的風險。這些技術確實使人們心理上的不確定感大大增強了，如何加強高新技術的風險管理，確保社會安全，增強人們對未來社會的信心，應該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同時，在全球化時代，作為後發展國家，如何引進先進技術和發展振興民族工業也是一個重要問題。隨著貨幣資本投資的全球化擴張和金融服務一體化，金融工具及技術創新進程加快，資本流入國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自主性喪失、彙率體係崩潰的風險大大增加。如果為引進技術一味補貼發達國家，無異於自毀後代長城。對於世界工廠的認識必須用批判的眼光，歡迎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承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貢獻，拒絕那些轉嫁環境災害的“洋垃圾”。高能耗、高汙染行業就如同危害健康的煙草產業，不僅要有嚴厲的調控措施，更要用法律去保證。
再次，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基尼係數是當前世界公認的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體係。一般而論，基尼係數小於0.2，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基尼係數為0.2—0.3，表示“相對平均”；基尼係數為0.3—0.4，表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而一旦基尼係數超過0.6，表明該國家就有發生動亂的潛在危險，因此又有人稱0.6為“動亂線”。而根據權威資料統計，“我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由1988年的0.35上升為1997年的0.40，當計入偷稅漏稅、官員腐敗、集團消費轉化、其他非法收入之後，我國居民收入實際基尼係數由0.42上升為0.49。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實際基尼係數已經超過0.5，屬於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較嚴重的國家。”這些貧富差距主要表現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等方麵，不論是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是人們的現實感受，都引發了對現實的不滿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