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箕豆相煎何太繁
丕曰：“吾與汝情雖兄弟，義屬君臣，汝安敢恃才蔑禮？……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詩一首。若果能，則免一死；若不能，則從重治罪，決不姑恕！”……丕又曰：“七步成章，吾猶以為遲。汝能應聲而作詩一首否？”植曰：“願即命題。”丕曰：“吾與汝乃兄弟也，以此為題。亦不許犯著‘兄弟’字樣。”植略不思索，即口占一首詩曰：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聞之，潸然淚下。其母卞氏，從殿後出曰：“兄何逼弟之甚耶？”丕慌忙離座告曰：“國法不可廢耳。”於是貶曹植為安鄉侯。
——這便是那個“兄逼弟曹植賦詩”的著名典故。
此事同樣不可能見諸《三國誌》。演義是否有史實根據，我不得而知。但我是相信這類現象的真實性的。即便《三國誌》也記述了丕植兄弟之尖銳矛盾。“兄逼弟”這類現象在整個封建王朝史中實在是一個尋常現象了。讀三國，這一感覺尤為觸目，此類事亦可謂屢見不鮮，俯拾皆是。
有趣的是，走進三國，與那些風雲人物交遊、對話，一般印象卻又是不可謂不佳的。你總能強烈感到他們都是些學富五車的“謙謙君子”。滿口詩書，滿腹禮義；言必稱四書，行必遵五經。無論幹什麼，有點像我們曾經曆過的文革中的語錄戰，總要也總能從古典禮籍經書中找出一大套言之鑿鑿的理論道德依據來。或者如董卓篡漢，美其名曰“行伊霍之事”（指古之伊尹逐太甲，霍光廢昌邑王之事，此二人之舉皆被認為是正義之舉）；或者如黃巾叛亂，美其名曰：“替天行道”。更甚者如漢獻帝，欲誅曹操，也要在衣帶詔中先來番“朕聞人倫之大，父子為先；尊卑之殊，君臣為重”的理論。
然而，一旦察其行，則又發現一切都滿不是他們口頭上說的那麼一回事了。原來他們大多是一幫口蜜腹劍之徒！台上拱手，台下踢腳；今日投魏，明日降蜀；一言不合便拔劍相向；這在他們簡直是家常便飯。為了他們標榜的“仁、義、禮、智、信”，他們動輒兵戎相向，以至血流成河，民不聊生，國家長期分裂，所為其實不過是一己之家天下而已。不僅如此，為了一己榮華或一己安危，他們不僅在集團間爾虞我詐，今天結盟，明天血拚；更有甚者，兄弟間、父子骨血間也六親不認，或相鬩於牆，或大打出手；終至家破國亡。而且此類事在三國中發生得似也特別頻繁。上引丕植之爭尚屬輕的，因為曹丕懾於母命並未置曹植於死地，而別的一些事例可就比他們嚴酷多了——
一度雄踞青、幽、並、冀四州，勢力遠勝於曹操的袁紹，雖然在官渡之戰中大傷元氣，吐血而亡。但其地盤仍在，實力猶存。令他基業崩潰的主要原因是兄弟相並、內部分裂。先是袁紹自己與他的親哥、北方另一大軍閥袁術互不買帳，明爭暗鬥大大削弱了彼此的實力。緊接著又因袁紹廢長立次，引發了自己那三個不爭氣的兒子袁尚、袁譚和袁熙之間的利害之爭。這三袁不思合力拒操，卻在大敵當前的時候為爭繼位而擁兵自械，甚至互相掣肘、設計相謀對方，以至終為曹操各個擊破，身亡國喪。
《三國誌·先主傳》中載有這樣一個細節：劉備入川後，一度寄籬於蜀主劉璋，待機圖之。後曹操伐吳，孫權求救於劉備。劉備向劉璋借兵援吳，欲待東行時，劉璋部下一向與劉備私通圖蜀的張鬆，“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不料張鬆之兄廣漢太守張肅獲知了此事，他“懼禍逮己，白璋發其謀”，以至使劉璋斬了他的親弟張鬆。於是劉備與劉璋“嫌隙始構矣”，不僅張肅未能自保，也加速了劉璋的滅亡。
兄弟之情薄如此，那麼父子之情又如何呢？一如紙也。
諸葛亮之侄諸葛恪，如諸葛亮一樣，受吳主孫權遺命輔吳，位極一時。後死於非命。對於主子孫權，他可謂忠誠之至。可對於自己的骨血，一旦可能有礙於自己的仕進，他卻可以毫不猶豫地下其毒手。《諸葛恪傳》有這樣的記載：“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鴆殺之。”寥寥數語，讀來卻令人不寒而粟！
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古來爭議不已。看了上述隨手拈來的幾個例子。至少我個人是很懷疑人性是否本善了。不過，古來亦有一說“亂世出奸雄”，此言我則深以為然。三國中那批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奸雄們乃是那個混亂不堪的年代之必然產物。國無一統之主，地無恒久之君，人的私欲卻大有膨脹之機。大小豪紳、軍閥們趁亂謀私，小民百姓則多有趁火打劫、落草為寇的。利令智昏，更兼非常年代的唯一基本法則就是弱肉強食。骨肉之情就難免大大淡薄了。恰如今世之欲望時代，人們被某種思潮、邪欲熏昏了頭腦，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的不也比比皆是嗎？幸好現代畢竟不同於古代，盡管後果也令人扼腕，人頭為之落地的尚不算多。亦不失為一種現代人之幸運吧。
四、幸未生為舊時人
說到現代人的幸運，反觀三國時代，恐怕最根本的差別倒不僅在於物質的巨大差距，而在於現代人尤其是一般草民的人權保障較曆史中人，尤其是戰亂年代中人要優越得多。現代人最大的幸福在我看來，無疑主要還在於社會的進步，民主的逐漸臻善。
古代社會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平民得個飽是豐年，官宦再富也沒“奔馳”沒私人專機。看看三國中人，封功行賞之物也不過食邑多少戶，賜米多少斛或絹多少匹，無甚了不起。然而彼時之人的功名利祿、爭權稱霸之心卻是一點不比現世人差的。無論文人武士、王公貴胄，無不各事其主，窺伺時機一展身手。為的是青史留名，封妻蔭子。然而走遍三國，看來瞧去，我是越看越覺膽寒，越看越覺納悶：似乎古人都比今人豁達、無畏，而且他們的性命也遠比今人不值錢；那時毫無民主可言，任何個人的命運都完全操縱在地主或軍閥、天子手中，明明都知“伴君如伴虎”，稍一不慎則不僅自己人頭落地，還要誅連九族；一人犯事，滿門棄市的事在三國中幾乎天天都在上演，而那班文臣武將卻依然人人踴躍，飛蛾般向著那功名之火猛撲！或許古人的忠義、道德之心的確要較今人來得認真些；或者換句話說，古人的適應意識很強而民主意識缺如，故對種種非人道的規製習以為然，安之若素了。你誅我三族，我滅你滿門，也就成了一種可以理解的約定俗成。隻不知那些“敗則寇”的家族中人是如何過日子的。在我看來，若我家中出了個做官的，實在是件可怕至極的事情。不定哪天他犯了事，我的腦袋也得跟著糊裏糊塗挨一刀，那日子怎麼過得下去哪？
試看幾例：
董卓之虐，世人皆知，僅遷都之際，他便“差鐵騎五千遍行捉拿洛陽富戶，共數千家，插旗頭上，大書‘反臣逆黨’，盡斬於城外，取其金貲”。及其自己被誅，家產、人口盡被抄籍不說，“看屍軍士以火置其臍中為燈，膏流滿地，百姓過者，莫不手擲其頭，足踐其屍”。可謂死有餘辜，罪有應得。然而赫赫文史學者蔡邕卻“隻因（董卓）一時知遇之感，不覺為之一哭”，竟也被王允下獄縊死。王允的真正理由隻是：“昔孝武不殺司馬遷，後使作史，遂致謗書流於後世。方今……不可令佞臣執筆於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訕議也”！
又如：“當下司馬懿、曹爽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自是兵權皆歸於曹爽”。
然而就是這個曹爽，不久便被老謀深算的司馬懿略施小計，“押曹爽兄弟二人並一幹人犯，皆斬於市曹，滅其三族；其家產財物，盡抄入庫”。悲夫！
另一個類似的可悲角色，便是那個官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諸葛恪。
“恪見吳主孫亮……酒至數巡，吳主孫亮托事先起。孫峻……上殿大呼曰：‘天子有詔誅逆賊！’諸葛恪大驚，擲杯於地，欲撥劍迎之，頭已落地……恪合家老小，驚惶號哭。不一時軍馬到，圍住府第，將恪全家老幼，俱縛至市曹斬首……”
王公大吏有旦夕禍福，貴為天子者又如何呢？且不說劉禪降魏，孫皓臣晉，曹芳為司馬氏所廢；正統至尊如真命天子之漢獻帝者，非但自己未當上一天正爾八經的國主，最終未免被黜之厄運。其在位時，就已慘至眼看心愛的伏皇後被誅也束手無措的地步了。“且說華歆將伏皇後擁至外殿。帝望見後，乃下殿抱後而哭……後哭謂帝曰：‘不能複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華歆拿伏後見操，操……喝左右亂棒打死。隨即入宮，將伏後所生二子，皆鴆殺之。當晚將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於市。朝野之人，無不驚駭。”
豈止令人驚駭嗬！正如演義所引一詩雲：
“曹瞞凶殘世所無，伏完忠義欲何如。可憐帝後分離處，不及民間婦與夫！”的確，一人命蹇，合族受戮。從這點看，王公貴胄的命運的確還不如草民來得安逸。然複巢之下，豈有完卵？在那戰火頻仍、饑寒荒亂之封建專製時代，哪個不是朝不保夕，誰個能有真正的人權保障可言呢？念此不禁由衷地為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先祖扼腕三歎！
萬幸的是，三國畢竟已成演義，曆史的悲劇也決不會再在今世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