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丘之貉說曹劉
作為晉之史官，陳壽在撰誌時，多有為司馬氏諱之曲筆。這是一個瑕疵。但也隻是一個以今人眼光來論之疵。畢竟身處封建專製之舊時代，以完全公正客觀來要求陳壽可謂苛責。那種年頭，達官貴胄尚且常因利害之爭或一言不慎而滿門遭戮，區區一介史官，敢於忤逆天朝，等於不要自己的腦袋了。然正因為此，反更見出陳壽撰述時的種種非凡膽略與勇氣。書名三國誌，即已表明他將從晉之角度看純係偽逆的蜀、吳與曹魏同等看待，這已是非凡之舉了。在誌中，他基本客觀地評價了劉、孫、曹三家，且不避忌諱，大量收錄劉備在蜀中稱帝時，蜀臣蜀民的上進書、表，巧妙地表達了他對劉備的尊崇之意。這固然與陳壽原為蜀吏有關，也是他在心理上仍然潛伏著劉漢正統觀的跡象之一。相反，對於魏主曹氏父子們，他雖然不同於一般民間或史籍那樣大張撻伐，並多少略去一些曹操的奸邪行跡，但同時也略去了曹丕即帝位時的勸進表奏等紀載。這與對劉備的描述形成鮮明對比，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陳壽的政治傾向。這真是煞費苦心，在當時曆史條件下，實屬難能可貴。
而處於明代的羅貫中，他來演義三國時，自然不必如陳壽那般有所顧忌了。他完全可以更公正地來表現那一段史實（當然，作為小說家亦完全不必拘於曆史真實來營構作品）。然而，被譽為七實三虛的（我覺演義之虛實恐隻能對半而論）演義，作者的政治傾向性似乎太偏了些。出於作者政治觀及人生觀的需要，強烈貫穿著全書的揚劉貶曹之傾向，支配著作者苦心經營，一味窮寫蜀漢之正之忠，一味狠斥曹魏之偽之奸，幾乎到了完全不顧史實（當然這並非絕不可以）與藝術辯證法的地步。以至於我們無論從讀史或讀文學角度出發，感情上都可能與羅貫中本意相同，不知不覺地將屁股坐在了劉蜀一邊，為劉氏天下憂而憂，為劉氏天下樂而樂；以至讀演義至後半，越讀越沮喪，越讀越悲涼。
然一旦掩卷，許多人的理智就開始詰問自己，難以完全與劉備認同。或許這僅是我個人的感覺也未可知。我重讀演義有一個相當突出而近於逆反的心態：越是羅貫中重彩濃墨大肆渲染彰顯的人物，我越發覺得不太可親不太可信。究其因，前述之“妝孔明之多智近妖”是一，而“欲顯劉備之長厚而近偽”（魯迅語）是同一幹枝上的又一枚青果。這一現象從藝術創作角度而言，可說是再一次證明了缺乏辯證觀念於創作的傷害。有如今世的許多文藝作品，出於政治的或藝術觀之偏狹，人物總是被一味單側麵地拔高，寫好則好到天上，寫壞則壞到腳底，毫無感染力可言。但須強調的是，我確信羅貫中將劉備寫成一個扁型人物決非藝術功力不逮，更非他不懂藝術規律，實在是為其世界觀所左右而不得已罷了。如劉備這個人物，之所以被認為正統，無非因其姓劉，以今觀之，姓劉又如何？誰規定了天下必得劉氏得之？早在劉邦得天下之前，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時便曾振臂高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至東漢末年，劉氏天下早已氣息奄奄，此時誰能號令天下，有利於國家統一穩定，誰就有理由治理天下，何必非劉莫屬？曹劉同為漢臣，政治主張也並無原則差別，正如魯迅所言：“他們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時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稱尊處就稱尊。”本質上完全是一丘之貉，演義從“王道”、正統觀出發，過分揚劉貶曹，總令我有偏頗之感。
當然，從創作角度看，演義作為小說，有自己的政治傾向是無可厚非的。但一定的思想應通過相應的藝術典型來體現。演義化了百倍的氣力來塑造的劉備這個“寬仁愛民”、令人民“心悅誠服”的“王道”的化身，卻由於作者過於人為甚至不顧事實肉麻虛飾而反而是不成功的。演義在寫劉備從新野、樊城撤退一回中，這一點表現得尤其過份。作者筆下的劉備對老百姓之關心竟至不惜個人安危的地步，而老百姓對劉備也竭誠愛戴，寧可隨他去死也不離開他。這一情節既無史實，更不符合一般情理，劉備再怎麼樣，畢竟還是一個軍閥，他無時不在想“申大義於天下”，為此他連年征城掠土，不知使多少生靈塗炭，焉有舍命護百姓之理？尤令我惡心的一個情節是（此係演義虛構，並無事實）：“一日，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問其姓名，乃獵戶劉安也。當下劉安聞豫州牧至，欲尋野味供食，一時不得，乃殺妻以食之……玄德不疑，乃飽食一頓……忽見一婦人殺於廚下，臂上肉已割去……玄德不勝傷感，灑淚上馬。”瞧，為表現劉備之得人心，捏造出這麼一個血淋淋的細節。誰知效果適得其反，除令人惡心，還反襯出劉備的殘忍。吃了人肉，竟毫無譴責或表示，“灑淚而去”而已！倒是曹操，事後聞此，“乃令孫乾以金百兩往賜之”。
與劉備形成鮮明對照的曹操，對其評價曆來爭論不休。而且貶者多而褒者少。我倒覺得，且不論史實中的曹操其實還是一個很有作為的軍事家、政治家和傑出的詩人，在分裂混亂的三國時期，對統一我國北方曾起過相當作用。僅就演義來看，我越讀越覺曹操作為一個藝術典型，固然有其可惡可恨處，但較之劉備，卻也不乏“可愛”之處。最根本的原因恰恰也在於演義出於政治偏見，並沒有把曹操按曆史本來麵目來處理。而是將他寫成一個曆史上所有“亂臣賊子”的典型。曹操性格如此複雜、深刻，是作者充分藝術加工再創造後的人物，已不複曆史上的真曹操所能包容。這個形象體現了曆史上其他“亂臣賊子”的某些特征；這種“典型化”而無所忌諱的藝術手法多側麵而立體地活化了曹操的形象。使得明明不真實的他，獲得了極高的藝術真實性。
此外，作者在對立中表現人物，原意恐怕是想將其與劉備對比著寫，以曹操之奸來彰顯劉備之忠，結果卻由於種種原因，反而凸顯了劉備的偽。如作者借劉備對龐統的話說：“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豈不正好暴露了劉備的陰險與虛偽嗎？而作為一個藝術典型，劉備也由於作者主觀意圖的固執、拘謹而顯得單薄偏弱，恰恰成了曹操的“陪襯人”。正所謂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也。
比較演義，《三國誌》中的曹操完全是一個正麵形象了。顯然這也有不可信處，原因如前所述，在於陳壽所處的曆史時期及其地位的關係。然而他畢竟是一個有責任感與道德感的史家，憑心而論，陳壽相對於小說家之羅貫中，寫作態度到底是嚴肅得多了。《三國誌》對曹操的描寫或許不算是很客觀的，卻也未必有多少粉飾。陳壽對曹操的評價讀來亦覺公允：
“漢末，天下大亂，群雄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韁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掣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禦皇機，克成洪業者，唯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順便說一句，以前總以為曹操的確是一個“寧叫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的極端利己主義者。可以說這句名言是天下人最惡操之為人之處了。因為它是起因於演義中一個令人發指的情節，即曹操出逃路上，呂伯奢為招待他出外沽酒，他因多疑，聞屋後人（為款待他）殺豬聲，疑為加害而一氣誤殺8口人，後明知錯了，索性又將好心的呂伯奢殺了。並在此情形下說了上述那句名言。
此事自然不見於三國誌。但不能說這情節完全是羅貫中的虛構。《孫盛雜記》曾記載此事雲：“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淒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然而，除此而外，不少別的記載，事實雖大同小異，卻再無負我負人之論：
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魏書曰：“太祖……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
由此看來，曹操無端濫殺無辜當屬無疑。但其是否曾說過那樣赤裸裸的“負人”論，卻是可以商榷的，至少我手頭證據尚嫌不足，姑且存疑。但即使他沒說過此類話，作為一個濫殺許多無辜，雙手沾滿黃巾鮮血，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大軍閥，曹操絕對算不得一個好“王者”，這是無疑的。之所以我在此為曹操說上幾句好話，不過是從藝術創作及藝術審美的角度，對劉備曹操這兩個藝術形象及陳壽、羅貫中這兩位作家，作某種比較而已。總而言之，我認為就曹劉二人而言，無所謂好壞，都是一丘之貉。而就陳、羅二人之寫作態度而言，我個人則較為欣賞也更理解陳壽一些。當然，史與文學並不是一回事；而盡管文體大相徑庭，羅貫中的寫作能力，作品的感染力是要勝於陳壽的。勝就勝在他筆下驅馳的是一群典型化的藝術人物。在那“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曆史大背景下，雖然“是非成敗轉頭空”，但是“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他們有聲有色地演義著的自己的性格與曆史，讓我們這些後生小子，“白發漁樵”，得以“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是何等的動人，何等的詩意，何等的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