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已通讀過《三國演義》，羅貫中高超細膩的描述毫無例外地捕獲了我。不意近日重讀，竟又欲罷不能，以後的許多個夜晚，再不論意境如何，每晚必人三國神遊一番。當我終於走出三國的曆史廢墟，竟老大的不足，心裏缺了什麼似的懨懨。我知道這便是一部有定評的曆史名著的魅力所在了。但我的確又感到一種或許是一個中年人必然會產生的欲望的襲擾。我老在想，劉關張、孔明、曹操、孫仲謀這些名噪千古的三國中人，肯定不如演義中人那麼出神入化，但他們的真正麵目究竟如何？作為小說的“三國”和作為曆史的“三國”的差別究竟有多大？換句話說，文學的真實與生活的真實之分野究竟在何處？
也許這是我心境已老的標誌——我無可抑壓地從資料室找來厚厚的幾大本《三國誌選注》，於是，那扇鏽跡斑斑的曆史之門又一次嗄嗄地洞開於眼前……
一、從“妖”到人話諸葛
如果從史的角度看，發生於東漢末年區區百年間的三國史事實在是算不上什麼曆史驚濤的，然而一本“演義”卻將這段曆史活化了。使之成為千古名劇的，功勞首推文學（可見文學絕不是玩玩的），更在於羅貫中的生花妙筆。這種影響絕不是史誌類著述可相匹敵的。然而文學畢竟隻是文學，就事物的本來麵目而言，文學與正史之距又可謂去之千裏了。讀陳壽與羅貫中，最大的一點感受就是這種史的真實與文學的真實的天壤之別。同一個三國之人的名下，實質上活動著兩個靈魂，而一旦我們意識到這點，卻又無損於這個人物在心目中的的既定形象，從這點上看，史與文學又好象是殊途同歸了。
少時讀演義，印象最強烈的人物自然也與大多讀者一樣，首推諸葛孔明。而孔明給人印象最深的，對那時之我而言，倒不是作者至為推崇的忠謹賢相之風，而是他的智謀。空城計，借東風，“到時開看”、屢開屢驗的錦襄妙計；巧布八陣圖，班師祭瀘水，五丈原禳星，定軍山顯聖……好一個“知凶定吉，斷死言生”的神機軍師嗬！
此番重遊三國，年事既長，現代科學哲思陶冶之心智也就大異於少時。見孔明竟不複往日心境，頭頂上始終罩著個大大的問號。越讀演義越覺孔明之虛筆太重。作者幾乎是在以20世紀70年代“三突出”之筆竭力營塑孔明這麼一個“高大全”，這在我這也算個寫家的人看來，恰恰是犯了個絕對化的錯誤。且宥於世界觀的局限，將孔明寫成個先知先覺的人物，這種非魔非幻的先驗論，在較具科學文化智識的現代人看來，情感上或還可接受，理智是是無論如何難以共鳴的。我理解過去年代與世界觀左右下的作者這樣寫孔明的苦心，但這麼寫人物，無論如何是犯了一個創作上的大忌，可謂一種敗筆。敗就敗在羅貫中“狀諸葛之多智近妖”。魯迅這個評語可謂一針見血，擊中要害。問題是，真實的孔明究竟是何麵目？可以說，這是驅使我去讀陳壽的主要動因。
原來演義中的孔明與史誌中的孔明竟有如此之大的距離！可以說，孔明這個人物是整個演義中與原型差異最大的一個。七星壇祭風、登台作法、呼風喚雨等等荒誕不經之情節原就知是演義，並不會當它信史或以生活真實來要求作者，這倒也罷。豈料草船借箭、空城計、後出師表等看似可信的情節原來也純屬虛構。連七擒七縱孟獲等情節也不過是過分誇大了的小說家言！
有意思的是，演義中的空城計情節倒不是空穴來風，《郭衝五事》曾記此事。隻是它經不起裴鬆之的詰難：“亮初屯陽平，宣帝（司馬懿）尚為荊州都督。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此之前後，無複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郭衝言，宣帝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豈至便走乎？案魏延傳雲：延每隨亮出（祁山），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亮製而不許。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郭）衝所言，頓使（魏延）將重兵於前，而以輕弱自守？……故知此書指引皆虛。”
讀誌至此，我不禁按卷自問：這麼一來，出神入化之孔明還剩下什麼了呢？
毫無疑問，作為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演義中的孔明自有其獨特的文學魅力和價值。故對於這個三國誌中還“妖”為人的孔明，我的情感一時也是難以接受的。似乎這個亮如北鬥之巨星，一下子黯然失色了。然掩卷沉吟之後，我相信，至少以今人之眼光來看，哪怕僅僅隻讀三國誌者，依然會為孔明的大智大忠所折節三歎。換句話說，剝去那層虛誇不經的外衣後的孔明，仍然不失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的輝煌。相反，由於孔明的事跡更真實更可信了，其形象在某種程度上看，反而是更高大了。此時的他雖不複為“妖”，反而更易為我們這些“人”所理解和接納。他畢竟仍是一個獨特而出類拔萃的“異人”；感染我們的正是那易為人所理解的人格力量。這是較虛浮的描寫更動人更有說服力的。
從史實來看，孔明在當時的統治集團中，的確仍是一個目光銳敏、有膽有謀的英才。他的成功主要不是源於他的先驗，而恰恰是因為他注重實踐，長於審時度勢。例如在那著名的赤壁之戰中，他雖然並非如演義所寫那樣靠妝神弄鬼助戰取勝。但正是他從曹操下荊州的過程中，經過戰爭的實踐，對敵我雙方的長處與弱點作出了雄辯而準確的判斷，並不顧個人安危，親赴江東力說孫權與劉備協力拒曹（見三國誌《先主傳》、《諸葛亮傳》），才使孫劉取得了赤壁之戰的關鍵性勝利，從此奠定了他早已預見到的三足鼎立的天下大局。“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的孔明，作為一個“人”，肩負著何等艱巨的重任嗬！而他“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六出祁山，百折不撓，為的卻非自身榮辱，而是“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複漢室，還於舊都”。且不論這樣的誌向在今天看來是否可嘉，其精神與意誌卻是無與倫比的。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如此高風亮節，正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誠為古之僅見，萬世楷模。
所以，至少我個人的看法是：作為一個現代人，比較演義與史誌，前者所寫的孔明失之荒誕，幾近一個虛幻的人物。後者筆下的孔明，有血有肉，有情有義，反而以真實客觀而深獲我心。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製，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唯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簫之亞匹矣。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長歟！”
這種客觀而率真的評價，豈隻足為史家鑒？一切舞文弄墨者乃至一切齊家平天下者，均堪以為座右也！值得一提的是，陳壽對諸葛亮“應變將略，非其長歟”的評價是大出一般人的既定看法的。為此，還曾在史學界引發過一場不算小的訟爭呢。《晉書·陳壽傳》就曾以此非難陳壽修史不公：“……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唯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此言似乎有理。然更多的學者卻紛紛為陳壽辯白。崔浩在《魏書》中說：“……陳壽《三國誌》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述文義典正，皆揚於王庭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固）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為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雲：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陳壽）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跡也，不為負之，非挾恨之矣。”到了清代，朱彝尊、杭世駿、錢大昕、王鳴盛等人皆提出有力的理由為陳壽辯護。朱彝尊在《曝書亭集》中說：“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致敗。初未嚐以父參謖軍被罪借私隙昝亮。至謂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私言也。”
錢大昕《潛研堂集》亦說：“承祚於蜀，所推重者惟諸葛武侯……其稱頌蓋不遺餘力。”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則雲：“壽人晉後，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許甚至，本傳特附其目錄並上書表，創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極矣。評中反複稱其刑賞之當，則必不以父坐罪為嫌。”
由此可見，此一訟爭，非但未損陳壽之名，反更令人刮目於陳壽，足以肅然起敬。恰如陳毅詩雲：“大雪壓青鬆，青鬆挺且直。要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
而以我個人之淺識。亦覺陳壽對孔明“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之評不無道理。譬如孔明之北伐中原，在蜀中朝野一貫有較多不同意見。而孔明的看法是偏安一隅非自保之長計，不如主動北伐反有終勝之可能。這種戰略應該說是正確的。但考慮到蜀魏之實力僅十、一之比，連年動武又未能建功。在此局勢下就不如倚仗蜀中之險堅壁固守，養精蓄銳，以待良機。至少可能令蜀漢多維持幾年。而孔明卻繼續窮兵黷武，不僅自己六出祁山，“出師未捷身先死”。他的戰略還影響到薑維，又來個九伐中原。連年勞民傷財的結果，就隻能是大大折損自己的國力，反而加速了蜀亡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