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程代熙同誌在簡略地論述了恩格斯關於悲劇的定義是專門針對濟金根那樣的反動人物之後，進而推出了決不能用恩格斯的那個悲劇原則“來解釋我國現實生活中所出現的悲劇”的結論。這個結論很難令人苟同。
眾所周知，戲劇的基本中心是戲劇衝突，沒有衝突可以說就沒有戲劇。一部悲劇的成功與否，則主要是看其悲劇衝突的程度如何。故而，要研究今天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悲劇，就首先應當審視我們今天的社會現實有沒有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種悲劇性衝突。前麵我們已經論述過恩格斯關於悲劇的論述不能單單地理解成是專門論及濟金根的，而是對整個悲劇衝突的一個精辟概括。因此，隻要我們現實生活中存在著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種悲劇性衝突，就完全可以用恩格斯關於悲劇的論述來解釋。
今天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從總體上看，人民已經成為命運的主宰。美的最終總要戰勝醜的，正義最終總是要戰勝邪惡，這一基本認識必須毫不動搖。但是，由於社會主義是正在發展和前進中的新生事物，因此它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它在發展的過程中，甚至還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或隱藏著一些弊端。“文化大革命”中那無數慘痛的事實就是明證。況且，美的最終戰勝醜的，正義最終戰勝邪惡，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在“最終”，並不是涵蓋每一個曆史時期、每一個階段、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單位乃至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的每一件事情。凶獰無比的“四人幫”在橫行十年之後終被粉碎，這是美的最終戰勝醜的，正義最終戰勝邪惡的生動體現。而在他們猖獗的歲月裏，那一幕幕血淚斑斑的情景則說明了在具體條件下，那種“曆史的必然要求”（即人民必勝，“四害”必除），與這個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在具體的時間、地點、環境裏，“四人幫”利用竊取的權力能夠扼殺正義，為非作歹）之間的悲劇性衝突，還不是絕無僅有，有時可能還帶有一定的普遍性。另外，我國目前大量存在著的人民內部矛盾，在一般情況下不會形成對抗，不可能釀成悲劇性衝突。但是，事物的發展總是多方麵的。我們不能夠絕對地說凡人民內部矛盾就一定不會變成悲劇性衝突。事實上，那種原本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在經過了這樣那樣的變化過程後，有一些發展成了“曆史的必然要求”（即人民內部無根本性的矛盾衝突）與這個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在具體的條件下卻形成了根本對立的矛盾衝突）的悲劇性衝突。關於這一點，隻要回顧一下“文化大革命”中相互對立的群眾組織殘酷武鬥的場麵就足夠了。最近發表在《文彙報》上的短篇小說《楓》反映的就是這方麵的悲劇性衝突。此外，還有我們對大自然的開戰、在生產科技領域裏的跋涉，也都有可能出現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種悲劇性衝突，至於這些悲劇性衝突具體怎樣產生，跌宕歸宿如何，或者叫做社會主義悲劇衝突究竟應該怎樣表現，則需要另寫一章，已經不屬於本文討論的範疇了。
總之，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種悲劇性衝突在我們今天的社會裏還是存在著的，其表現形式也是多樣的。因此，當然有理由認為，恩格斯的革命悲劇原則可以用來解釋我國現實生活中所出現的悲劇性衝突。這不能算作是“曲解了恩格斯的原意”。
最後，有必要說的是，我完全同意程代熙同誌的這個意見：“悲劇這個問題很重要，完全有必要在報刊上展開討論，把各種不同的意見都擺出來通過討論，辨明真理，這不僅可以提高大家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同時也有助於悲劇的創作。”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我坦率地談了一些不同的意見。如有不妥，還望程代熙同誌批評指正。
197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