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錯，我們研讀恩格斯給拉薩爾的信，可以得出恩格斯在信中說的那句話是針對反動階級的代表濟金根而發的。不過，這是不是“專指”呢？特別是在今天提倡深入學習馬列文論需要同實際緊密結合的前提下，能不能就作“專指”的簡單理解呢？對於16世紀濟金根的騎士起義和農民戰爭失敗的原因，恩格斯指出：“主要是由於最有利害關係的集團即城市市民的不堅決。”這如同1848-1849年德國革命中資產階級的叛賣一模一樣。恩格斯主要批評拉薩爾的劇本沒有表現農民和城市革命分子，而描寫了貴族，因此他所選擇的主題以及為主題服務的情節沒有也不可能正確地去表現這種衝突。而這種衝突正是我們多次提到的恩格斯那句關於悲劇的名言。可見，恩格斯說的“曆史的必然要求”並非是專指反動階級講的。至於作為革命的悲劇原則，恩格斯的論述實際上更是遠遠超出了專指濟金根的範圍，其指導意義要寬泛得多。我們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許多著作、指示都是根據具體人和具體事件寫的。我們難道能說革命導師的這些話語是專指當事人的，而不具有廣泛的指導意義嗎？答案應當是明確的。像恩格斯在另一封談及文藝理論問題的信中，顯然針對當時“小說主要是麵向資產階級圈子裏的讀者”那樣的曆史條件，而指出的“如果一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通過對現實關係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於這些關係的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於現存事物的永世長存的懷疑，那麼，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甚至有的作者並沒有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但我認為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這段話，（《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54頁。）絕非僅僅隻適用於在過去的曆史條件下對一部作品的評價，而同樣對今天的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文藝創作和評論具有指導意義。同樣道理，恩格斯關於悲劇的論述盡管是由於評論拉薩爾的劇本而引發的，可其精神實質對創作評論其他戲劇、其他人物也應該是適用的。因為恩格斯在信中是把濟金根這個人物與整個悲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談論的，所以也就不能因為濟金根是個反動分子而斷定那條悲劇原則就隻能適用於反動階級。程代熙同誌自己也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革命悲劇指的不是反動階級的政治代表濟金根的悲劇，而是指的閔采爾和後來的資產階級民主派革命人物的悲劇。”既然馬克思、恩格斯對濟金根的悲劇作了詳盡的闡述，而且闡述的革命悲劇原則又不是指的濟金根的悲劇，那麼，他們就甚有必要再給“革命人物的悲劇”（閔采爾資產階級民主派）另下一個定義，以示二者的區別。可是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尋找不到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悲劇還有別的什麼論述。這樣，問題就出來了。閔采爾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悲劇如果不是“曆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又到底是什麼呢？再如，1848-1849年的德國革命，在工人、農民群眾的參加下，最初曾經取得勝利。可是資產階級由於害怕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可恥地背叛了革命，同反動的封建勢力結成聯盟，致使革命遭到失敗。恩格斯稱當時的無產階級人民群眾同封建勢力的衝突是“一部現代悲劇的中心點”。（《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91頁。）很清楚，倘若按照程代熙同誌的理解，恩格斯又應該再一次給悲劇下定義了。然而，事實無須這樣。恩格斯在給拉薩爾的信中談到的悲劇原則無疑也適用於這些革命人物。這裏“曆史的必然要求”應當是指工人和農民等革命階級最終將取得勝利。而“實際上不可能實現”則因為當時無產階級還不夠強大，缺乏鬥爭經驗，又沒有自己的政黨領導，同時也因為資產階級當時還沒有完全暴露其反動性、腐朽性，往往還混在革命營壘裏而在關鍵時刻進行叛賣。這樣自然就形成了“曆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