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文明璀璨奪目的曆史長河中，有一部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萬古流傳。
在燦爛群星的民族脊梁榜上，有一位足以使“高山仰止”的巨人司馬遷世人頌揚。
《史記》——司馬遷，司馬遷——《史記》，皇皇巨著，巍巍人生，相熔相鑄，熠熠生輝，吟誦出多少響遏雲天的篇章，流淌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陝西省歌舞劇院歌劇團創作的大型歌劇《司馬遷》，以一種全新的眼光，獨特的視野，站在時代的製高點上，奏響了對這一曆史絕唱的現代述說。為曆史劇作在當今舞台充盈有益的生動再現，為中國歌劇成功實現新的審美展示，為西部傳統民族文化激情磅礴的揮灑飛瀉，開辟了廣闊深邃的藝術大道。大幕拉開，奔騰的黃河自天際湧來，高亢激越的歌聲，傳遞著黃河人粗獷、堅毅、豪邁的博大情懷和精神氣質。伴隨著歌劇音樂交響性輻射全局的強大表現力，一位不虛美、不隱惡、愛國、求實、秉筆直書的史聖矗立在觀眾麵前。音樂攫人，情節突進，全劇從司馬遷立誌繼承父誌為國修史切入，通過被漢武帝恩寵知遇，到其坦言大宛之戰得罪李氏兄妹，繼而因據實撰史衝撞了漢武帝，以致冒死為李陵申辯宮刑加身，大起大落的命運，把主人公壯麗悲愴的人生演繹得鮮活而豐滿，深刻而動人，真切而可信。編導作曲以倫勃朗式的濃烈色彩，塑造出司馬遷鮮明形象的同時，又描繪出了一條貫穿人物始終的人文精神。即中國知識分子曆來重以天下為己任，把個人的功名、信仰、追求、生死，緊緊地與社稷、民生結合在一起，融入到事國、事君，綱常倫理的行為準則之中，而輕個人利益的攝取、個人欲望的滿足、個人誌趣的張揚。這種亙越千古的人文精神，也就是司馬遷的精神，對我們當今甚或未來的人而言，在修身道義和精神寄托上仍不失為榜樣。
《司馬遷》在內容承載上有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即司馬遷與漢武帝的互動交鋒。在另一部歌劇名作《張騫》裏。張騫同漢武帝目標一致，行動統一，共同致力於通西域的大業。而《司馬遷》則不然，司馬遷畢竟是因漢武帝下令才遭了宮刑。顯然，要寫好這種人物關係會比《張騫》艱難，然而，一旦寫好了，人物之間則會更有“戲”，整個作品的思想含量和舞台表現也會更加恢弘感人。在這個關鍵戲核上，編劇張平沒有困頓在所謂曆史真實的圍城中，而是著意站在中國先進文化的製高點上，對這一曆史予以新的解讀。他深深懂得，歌劇主題的確立與完成，是曆史與人生、古事與今情融溶的結果。要以當代眼光透視那段耐人尋味的曆史，就有必要重新演繹雙方人物之間的恩怨衝突，細致開掘人物的心理和情感。任何人類精神資源都具備無限的可重複開發性。以往種種傳說都可以有新的表述。漢武帝、司馬遷雖然代表著不同的地位、權力，有著自己的不同的性格、素養，可他們共謀大漢強盛、同為偉大人物卻無疑是相同的。在這些基本的相近的感應點上完全能夠共振出一種昂揚心曲，使觀眾在充滿情韻激昂的觀賞中，敞開懷抱，讓人物心靈融入這永恒的主旋律中。於是，劇本在銳意藝術創新中編織情節，在情節合理推進中努力去劃開人物因憤怨而閉鎖的心靈，揭示人物隱秘的內心衝突，進而用心靈的歌傳達出曆史的心聲。這樣不僅使劇作具有了較高的文化品位，而且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對曆史人物的矛盾與統一。因此，憑借想像，借題發揮，虛構出了茜娘求情、劇終漢武帝再次召見司馬遷等引人入勝的情節。在虛構與可能會有的真實之間，發揮創造性，摒棄隨意性，使劇本蘊蓄有曆史劇的品格，將曆史的真實更多地體現在人物的心路曆程裏。我們覺得，這是一種較好地表現繼承與創新、曆史與現代相交融的創作意識。誠如郭沫若所說：“古人的心理，史書學多而不傳，在這史學家擱筆的地方，便須得史劇家來發展”（《曆史·史劇·現實》）。反之，曆史劇若失去了這種優勢，一味拘泥於史實，不是無其不寫，便是無法去寫，最終反倒難免導致作品淺顯囂浮，蒼白失真。《司馬遷》的卓爾不群，正在於這部濃縮了司馬遷與漢武帝兩位時代巨人的戲劇故事，借助心靈史的輝煌，恰當地找準了他們各自的身份定位、人格定位、時代定位。這也才有了全劇終結時，他們共同麵對鋪天蓋地的竹簡史卷，彼此心底的呼喊是——漢武帝：“司馬遷，你是大漢朝最有血性的兒男”。司馬遷：“沒有大漢朝，就沒有司馬遷”。曆史上相輝相映的兩座高峰令觀眾心潮澎湃，思緒萬千。歌聲遠去，黃河遠去，曆史遠去，蒼穹間唯有司馬遷的精神不滅。以現代意識來觀照這些永遠閃光的精神，抓住它們，扣緊它們，弘揚它們，就找到了開啟觀眾共鳴心緒的鑰匙，就譜寫出了這種精神與當代主題的一致心曲。《司馬遷》，一台藝術地把古老的曆史轉化為弘揚新的時代精神的戲劇，客觀地反映出曆史前進的趨勢，對促進我們今天精神文明的進步自然有著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