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我帶你去見見貨真價實的人。”一月裏的一個晚上，勃利斯德對他說。
他們在舊金山一起吃過晚飯，然後來到渡輪大廈，準備回奧克蘭，他突發奇想，要帶馬丁去見些“貨真價實的人”。他轉身飛快地跨過沿岸大道，在啪噠扇動的外套之下，他的身影顯得特別瘦削，馬丁加快腳步，跟在他身後。他在一家酒批發商那裏買到兩瓶外麵有帶柄柳條筐包裝的一加侖裝陳釀葡萄酒，一手提一瓶，在使館街上了一輛電車，馬丁緊跟在他身後，吃力地抱著幾瓶一誇脫裝的威士忌。
他想道，如果露思見到我現在這副模樣，不知將作何感想，同時，心裏考慮著那些“貨真價實的人”到底是些怎樣的人。
“說不定那兒一個人也沒有，”他們下車往右轉彎，走向商場街南麵工人區的中心時，勃利斯德說道。“要真是那樣的話，你可就錯過盼望已久的機會啦。”
“到底是些什麼人？”馬丁問道。
“有才智的人，他們可不是你在那個銅臭味十足的窩子裏交往的廢物。你讀了些書，就發現自己是孤獨的。我今晚要讓你結識些讀書人，這樣你就不會感到孤獨了。”
“我並不喜歡他們無休無止的討論，”他走到一條路的盡頭時說道，“我對書本上的哲學理論不感興趣。可是你會發現他們是有智慧的人，而不是那種資產階級的蠢豬。但是要當心，他們會為任何題目跟你喋喋不休說個沒完。”
“希望諾頓在那裏，”隔了一會兒，他已經氣喘籲籲了，但是拒絕讓馬丁幫他提那兩瓶酒。“諾頓是個唯心論者，他是哈佛大學的畢業生。記憶力好得驚人。唯心論把他引上無政府主義的道路，結果他被家庭拋棄了。他父親是個鐵路公司的總裁，家私足有好幾百萬，可他這個兒子卻在舊金山挨餓，做一個無政府主義報紙的編輯，每個月隻有二十五塊錢的收入。”
馬丁不熟悉舊金山，對商場街這一段就更不了解，因此根本不知道要被帶到什麼地方去。
“接著談談，”他說道，“讓我預先了解一下他們的情況。他們靠什麼為生？這些人怎麼會在這兒？”
“希望罕蒙爾多也在那兒，”勃利斯德停下腳步，讓雙手放鬆一下。“他姓斯特朗—罕蒙爾多，兩個詞中間要加個短橫，是南方世家出身。他是個流浪漢，是我知道的最懶惰的人，他在一家社會主義的合作商店裏當店員，或者說是想當個店員，每周掙六塊錢。他是個積習成性的流浪漢，流浪到城裏來的。我曾經見他一整天坐在條長凳上一動不動，一點兒東西也沒吃，到了晚上，我想請他吃晚飯，是去兩條街以外的一家飯館，可他卻說，‘太麻煩啦，老兄。還是給我買兩包煙吧。’他以前跟你一樣，崇拜斯賓塞，但是後來科萊森讓他轉而相信唯物一元論了。我要設法讓他談談一元論。諾頓也是個一元論者，但他除了精神之外什麼都不加以肯定。要是辯論起來，他能把科萊森和罕蒙爾多說得啞口無言。”
“科萊森是誰？”馬丁問道。
“我們現在就是去他家。他當過大學教授，正像人們常談論的那樣，後來被解聘了。這人思維敏捷，但是為了活命什麼都幹過。我知道他貧困潦倒的時候，在街頭當過小販。是個寡廉鮮恥的人，連死人的裹屍布都會搶走，什麼都不在乎。跟資產階級不同的是，他搶奪的時候並不裝出假仁慈。他喜歡談論尼采、叔本華、康德，以及各種事物，然而在世界上一切事物之中，包括他的瑪麗在內，他真正喜歡的隻有他的一元論。海克爾是他崇拜的偶像。要想冒犯他隻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糟蹋海克爾。”
“他們的巢穴到了，”勃利斯德把酒瓶放在樓梯口，歇歇手，然後才爬上樓。那是街角上常見的二層樓房，底層有酒店和食品店。“這幫人就住這兒，二樓整個是他們的。但是隻有科萊森住著兩間屋子。來吧。”
樓上的門廳裏沒點燈，但是勃利斯德在漆黑一片中穿行時靈活得像個熟門熟路的幽靈。他停下腳步跟馬丁講話。
“這兒有個叫史蒂文斯的，是個通神論者。他要是打開話匣子能鬧個天翻地覆。眼下，他在一家飯館洗盤子。這人愛抽上等雪茄煙。我見過他在‘一毛錢小吃店’吃飯，飯後倒花了五毛錢買雪茄來抽。要是他在的話，我口袋裏就裝著兩支雪茄。”
“還有一個名叫帕裏的，是個澳大利亞人，他是個統計學家，腦子簡直是一部奇妙的百科全書。假如你問他1903年巴拉圭的糧食產量是多少，或者問他1890年英國向中國出口了多少衣料，或者問他傑莫·布裏特跟巴特林·納爾遜的那場拳擊賽屬於什麼重量級，或者問他1868年美國次中量級拳擊冠軍是誰，你準能得到準確答案，迅速得就像自動售貨機。這兒還有個名叫安迪的石匠，他對什麼事都有自己的看法，是個好棋手。還有一個名叫哈裏的麵包師，是個激進的社會黨人，並且是個堅定的工會會員。你還記得廚師和侍者們舉行的那次罷工嗎？組織那個工會，發動那次罷工的正是罕蒙爾多，一切都是在科萊森的這個屋子裏籌劃的。他發動罷工隻是為了取樂，可他這人太懶，不願繼續搞工會工作。但是，隻要他願意幹，就準能爬上去。要是這人沒長一身懶骨頭，他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