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想要發展西北邊疆教育，就必須從宗教教育改革著手，以便切合西北民眾的實際需要。
與此同時，金積、靈武等地亦先後開辦類似的中阿學校，目的在於為宗教培養師資及中阿兼通之人才。1937年，楊文華阿訇捐資，在金積、靈武兩縣之間建台子寺，寺內正院有講堂、宿舍、經文小學；北麵有回民小學教室及辦公室；後院有女子經文小學。
1938年，李鳳藻、何義江等鑒於吳忠為*聚居地，建議馬鴻逵在吳忠中寺成立一所中阿師範學校，並附設阿訇研究班。提議被通過後，吳忠中阿師範學校正式籌建，組織董事會，推選李鳳藻、何義江等董事，負責就原中寺建校籌備，共建新校舍40餘間，購民房14間作學生宿舍和浴室，新建二層樓房作禮拜殿。①
馬鴻逵兼任吳忠中阿師範學校校長，虎嵩山為副校長。該校研究班阿文課主講《古蘭注理》和《古蘭注義》；甲班主講倫理學、信仰學及《古蘭注義》等；乙班主講《古蘭經》信仰學、修辭學和教律學；丙班主講《古蘭經》文法學、修辭學。中文課上，甲班使用部頒初中課本，乙班采用高小課本，丙班用初小課本。凡在校學生均免征兵役和免受國民兵訓練等特殊待遇，且在生活上各班有14~20元不等的月津貼補助。②
該校經費由馬鴻逵、李鳳藻、何義江等捐助辦理，校長、教職員薪俸及學員生活費，概由董事會供給。
此次吳忠合作創辦中、阿並舉的新式經堂教育比較成功，在總結寧夏省立中阿學校辦學的經驗教訓中，馬鴻逵、虎嵩山等校方主要負責人達成共識：為推進寧夏邊疆教育，培養經書兼通之宗教人才，而創辦將經堂教育與國民教育相結合的中阿學校。
1938年，“中國回民抗日救國協會”成立，這個協會原來是由王靜齋、時子周等人在河南成立的民間團體，後因唐柯三、孫繩武等國民政府官員紛紛加入，於是變為官辦。這是抗日戰爭期間回族為團結全民族人民積極投身抗戰、支持偉大的抗日戰爭而建立的全國性社團組織；先後使用“中國回民抗日救國協會”“中國回教救國協會”“中國回教協會”等名稱。該協會一經成立，即著手在各省建立分會。同年12月，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寧夏省分會成立，至1943年10月，省分會前後共召開全省會員代表大會五次，幹事會改選五次。1942年奉令改名為中國回教協會寧夏省分會幹事會，亦於同年改為理事會。理事會設理事長1人，副理事長2人，常務理事11人，理事基25人，名譽理事25人。理事會下設書記長1人，並分設總務、組訓、文化、婦女四組，辦理日常工作。③
中國回教協會寧夏省分會的成立，對寧夏經堂教育的改革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寧夏分會成立之初，首要工作即擬先就教育入手，計劃將各寺經學一律改為中阿學校，授以中阿課程，以達成造就有文化的阿訇之目的；①
並普設中阿學校，全省擬設中阿學校40所，將各寺經生按其程度高低分編各校，除阿文課程外，增授國文、公民、自然、社會等科。計定6月1日開學，“每月經費約在5000餘元，由省府撥發給基金20萬元，並呈請中央補助，擬由本地富紳捐助20萬元、吳忠堡中阿師範10萬元，合並設立基金委員會”②
當時，回民知識落後，教育不普及，十之八九均屬文盲，且大多數回民重視念經，而不研究中文學識，一方麵不能了解國家現實與處境；一方麵不能將精深教義發揮闡揚，從而取得社會人士的同情與認可。為補救這兩項缺點，非提倡回民教育不可，是以該會積極籌備阿洪教義國文講習所，提高回教文化水準，溝通中阿文化。
1939年4月，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關於推進邊疆教育方案的決議案中，建議“寺院應附設民眾學校或半日學校，並利用講經時間，作識字運動及精神講話，對阿文學校應令增加國語每日一小時，常識及算術每日各半小時。”③
遵照教育會議精神，寧夏分會成立之初，首要工作即抓住推進邊疆教育的有利時機，擬先就寺院教育入手，將各寺經學一律改為中阿學校，授以中阿課程，以達成造就有文化的阿訇之目的；並計定普設中阿學校，全省擬設中阿學校40所，將各寺經生按其程度高低分編各校，除阿文課程外，增授國文、公民、自然、社會等科。④
1940年，寧夏共興辦了中阿師範學校26處，並向各界當地富紳募得基金45萬元，作為興辦回民教育之基金。為表現其整齊劃一，經極力勸各界教友，捐做各講習所青色製服750套，以資整齊，而壯觀瞻。①
其中高級2處，分別設於省會與吳忠，其他初級中阿學校分布於回族聚居的各重要縣市鎮，具體設置地點如下：
表69寧夏省阿洪教義國文講習所設置一覽表②
截止1940年，寧夏共興辦了中阿師範學校26處（《中國回教協會寧夏省分會會務概況》一文，計有24處，實為26處，可能文獻記載有出入），其中高級2處，分別設於省會銀川東大寺原寧夏中阿學校經學部和吳忠中寺中阿師範學校，初級中阿學校則分布於回族聚居的各重要縣市鎮。③
實際所辦中阿學校雖未達到預先擬定目標，即在40所清真寺一律設中阿學校。但興辦26所中阿學校，不論在辦學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遙遙領先於全國各省區。
寧夏經堂教育改良初期的突出特點，是其教育不僅限於培養健全之阿訇，更是為培養合格之公民，而奠定國民教育基礎。其辦學宗旨是以“溝通漢文化”“鞏固邊防，開發西北”為核心，構建各民族友好相處的和諧社會。而促動其相適應發展的便是寧夏伊赫瓦尼經學教育、中阿並重經學教育、女子經學教育等多種新式經堂教育的先後崛起，並隨著邊疆教育的逐步推進，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經堂教育變革，使得宗教組織進一步建立健全等。尤其是中國回教協會寧夏省分會的創建，促使寧夏經堂教育加快了近代教育改革步伐。同時，寧夏中阿學校之所以能較為順利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馬福祥等早前在寧夏辦理多所清真小學，大開寧夏回族讀書之風氣，這一人文環境的改變為寧夏經堂教育的改良奠定了基礎。
二、阿訇教義國文講習所
1940年7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改進邊疆寺廟教育暫行辦法》，要求邊疆各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切實督導當地寺廟，視地方需要及寺廟經濟能力，辦理民眾教育館或閱書報室，舉行通俗講演，並在講經後作精神講話及識字運動等切合社會需要之教育；禮拜寺附設之阿文學校，每日必須增加國語、常識各1小時；寺廟辦理各種成績者，得由當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酌予補助，或轉呈教育部蒙藏委員會核準補助之。①
1940年，吳忠中阿師範改為“寧夏河東中阿師範”，同時，又恢複了“省垣中阿學校”，在回民聚集較密的城鎮也成立了“初級中阿學校”，先在部分城鎮試點。是年秋，白崇禧來寧視察，馬鴻逵、馬鴻賓在省垣東大寺開盛大的歡迎會，白崇禧發表講話，對創辦中阿學校表示讚揚。②
同年1941夏，教育部長陳立夫蒞寧，考查寧夏各中阿學校情況，實感成績尚佳，並認為此種教育與本省環境極為適合，乃由教育部按月撥發洋4000元，作為推進邊疆教育以資補助。同時，在其建議下，統改校名為寧夏省阿訇教義國文講習所。學校由開辦至1944年7月前後，共計畢業班次計高級5班，初級7班，畢業學生共計200餘名。①
學生入學一律接受考核，學製三年，管理嚴格。關於講習所的課程之設置，虎嵩山阿訇等親臨參與製定，具體課程見表70、71。
表70寧夏省阿訇教義國文高級講習所教學科目及各學科每周各科教學時數一覽表②
高級講習所相當於清真寺的阿文大學，學製3年，學員期滿後可受聘擔任清真寺教長。阿文科目有：阿拉伯文語法和修辭、古蘭經、聖訓、教律學、教史、古蘭經注解及波斯文等。漢文科目有：國文、算術、史地、自然科學常識、教育學、倫理學等。
總體而言，從上列課表來看，寧夏高、初講習所中文科目約占總課時的三分之一，阿文科目約占總課時的三分之二。這一課程設置充分體現了中阿並舉，反映了設計者欲發展宗教教育，首先要提高*國民素質的教育理念。同時，因阿訇講習所施行教改，苦無良好教本，教授極感困難，省分會特聘楊同璞、馬尊三、王世龍等先後為各講習所編輯公民（一冊）、算術（一冊）、國語（三冊）、天方典禮（一冊）、伊文捷徑等書，並印發各所，備作學生教本之用。①
因回教協會寧夏省分會適時參與和影響清真寺院的教育工作，使經營教育課程知識的選擇發生了變化，中文方麵主要講授《天方典禮》《天方性禮》（劉智著，這些書文字較深，漢語根基差的不易看懂）《五更月歌》（此書講宗教原理，邊識字、邊理解，適合教義國文兩學習）。另外，還講些班超、嶽飛、戚繼光等英雄人物事跡。但是，數學、史地等課取消了，學員感到美中不足。②
表71寧夏省阿訇教義國文初級講習所教學科目及各學科每周各科教學時數一覽表①
寧夏經堂教育發展至阿訇教義國文講習所階段，因特殊年代的要求，訓練阿訇不僅是為宗教事業服務，更為抗戰建設作準備。在原有課程基礎上，又增設國文、黨義、公民等科，以資補充社會常識及領導民眾之要領。抗戰時期，為配合全民抗戰，虎嵩山阿訇親寫反對日本侵略的祈禱詞，印成宣傳品，散發於各清真寺，並要求各寺教長，在每周禮“聚禮”拜前高聲朗讀祈禱詞，這篇有名的祈禱詞譯文內容是：
“真主啊！你援助我們的政府和國家；你戰勝我們的侵略者，消滅我們的敵人。你從殘暴的日本人所幹的壞事上保佑我們。他們霸占我們的城市，殺害我們的人民。你給他們差遣狂風，使他們的飛機跌落在荒野，軍艦沉沒在海裏！你使他們的軍隊瓦解，經濟崩潰！你給他們降臨應得的懲罰！真實的主啊，你答應我們的祈禱吧！阿敏”。③
整篇禱告之語，字字讀來都蘊含著回族作為國族的赤子之心。同時，虎嵩山等阿訇還常利用早晨升旗儀式，給學員宣講抗日救國的重大意義，指導學生出牆報，舉行講演會，利用聚禮日動員*要為抗日救國做貢獻。因此說，中阿學校發展到阿訇教義國文講習所階段，不僅是簡單的名稱改動，而且更是教育理念、教育精神的提升。
三、*教研究所
1942年以後，寧夏阿訇教義國文講習所因經費難酬，多所處於停辦狀態。1943年1月，中國回教協會寧夏省分會承省教育廳之委托，用邊疆教育經費又成立阿訇講習班25處，“即對較大之清真寺，原設之經堂學校，改良而成，每班設班主任兼阿文教員1人，中文教員1人”。①
1947年，阿訇教義國文講習所改名為*教研究所，向由回教協會辦理的省阿訇教義國文講習所，即省垣高級一所，各縣均係初級，計共二十所、二十五班，亦呈請中央列為邊疆教育性質之學校，按月撥給經常補薪各費，以助辦理，具體情況如表72。
根據該表統計，20處*教研究所月支經費，總計28120元，年經費需337440元。而中國回教協會寧夏省分會自成立，即募集基金40萬元，發商生息作為會中一切開支，嗣後此項基金逐漸擴充，至1944年總數已增至51萬元，總計經費收入除利息外，每年尚有總會補助850元，教育部補助4000元，寧夏教育廳補助5000元，各款共計收入為40000餘元。②
一切支出，最初幾年尚堪敷用，然而隨著宗教教育事業的不斷投入與發展，這些由會員捐助、理事會籌募及其他補助性質的費用，已遠不能支付*教研究所的教育費用。於是，請求由中央以邊疆教育性質之學校，月撥經費予以辦理。
阿訇教義國文講習所發展為*教研究所，其實質絕非是改了名稱那麼簡單，將*教研究所列為邊疆教育性質之學校，統由中央撥款資助辦理，雖然隻是解決了部分經堂學校變革發展的經濟問題，但預示著從中央到地方對寧夏經堂教育順應時代發展的認可和有力支持。
表72寧夏省邊教學校（*教研究所）1947年組織經費表①
寧夏經堂教育由倡辦中阿學校到阿訇教義國文講習所再至*教研究所，稱謂多有變化，但都屬於宗教教育的範疇。經堂教育改良的結果不僅造就了許多領導回教發展的適當人才，更培養許多中阿兼通的國家建設者，為廣大*擺脫傳統經堂教育之局限，適應社會之生活，開辟了可行道路。當然前進的曆程絕非一帆風順，有成功有失敗，有經驗也有教訓。1949年，寧夏回族馬福龍阿訇曾在《對寧夏回教事業的期望》一文中，對經堂教育的改良提出異議，他認為：“協分會於二十九年成立時，在‘興辦回民教育’的口號下，著手籌募教育基金，大家很慷慨的把錢捐出來，作為‘寧夏省中阿學校董事會’的基金，結果這些錢究竟辦了些什麼呢？時而“中阿學校”，時而“阿訇講習所”和“*研究所”，朝三暮四，虎頭蛇尾，對於寧夏的*教育有什麼益處？造就的人才是誰？”①
誠然，不可否認中阿並舉之新式經堂教育，有些急功近利，既想培養教長、會長（擔任回教促進會的領導），又欲栽培校長（回民小學）；既需師資教育，又得宗教教育。而這一跨學科、跨專業、跨領域之教育，要在當時國民政府及寧夏地方當局日益腐朽的形勢下，在苦於教材難覓、師資匱乏的經堂教育下，取得理想的成績，那是不可能完全達到的。
對於阿訇人才的培養，馬福龍提出自己的建議：“除將各縣已成立的初級阿洪講習所，力加整頓，嚴格考察，並予以充實外，兩高所宜合並為一，擇一妥善地點，或東大寺，或中寺均可（但切勿離開寺院），聘請有辦法，肯負責的人來主持辦理，要有一定的計劃，一定的步驟，按部就班，當一回事的‘幹’。課程方麵：宜注重古蘭學、聖訓學、回教法和國文以及普通常識等科，要在一定的年限裏，必須修完這些課程，並且隨時考核，是否真有成績。而畢業的標準，更要以真才實學為主”。①
這些意見和建議雖固守教本主義，堅持經堂教育變革仍要以宗教教育為宗旨，但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些爭議都在為中阿兼通之學習、培養切實之人才等方麵探求著道路。
盡管國民政府時期，寧夏經堂教育在變革道路上，出現的問題很多，但與全國其他省份相比，寧夏經堂教育之改良最深遠最持久。雲南、貴州、湖南等省雖較早興起經堂教育變革之風，所辦中阿學校卻多不久停辦。青海僅辦類似學校喇嘛教義國文講習所1處，甘肅在卓尼禪定寺僅設卓尼喇嘛教義國文講習所1處。②
相形之下，寧夏經堂教育改良雖起步較晚，但因地方政府與宗教界人士的大力倡導，且利用國民政府從普及寺院教育入手以推進邊疆教育的有利時機，爭取到邊疆教育經費以投入經堂教育的變革。同時，利用宗教界的力量，適時改良經堂教育又進一步推進了寧夏邊疆教育的發展。因此，當時寧夏經堂教育的改良和變革具有可資借鑒的典型意義。
總之，寧夏經堂教育之改良，多蒙地方政府、宗教人士的齊心協力，更得力於中央政府推行的邊疆教育政策，才得以廣泛、深入地開展下去，並終究使寧夏經堂教育由傳統向近代化教育大大邁進了一步，使得近代回族*教文化得以綿延向前發展。
一、教會中小學
1933年，馬鴻逵在對寧夏中師學校及各小學校學生訓話中，曾說：“我有幾個小孩子，因為不相信自己國家辦的教育，預備到教會學校裏去，別人說，教會學校未立案無文憑呀，我說就要學校能嚴，能求到實學，有了能力就行，管他文憑不文憑”。①
言語中流露出對教會所辦學校的積極肯定，由此可知，以馬鴻逵為首的寧夏當局對教會學校之發展不僅沒有橫加幹涉，而且是持支持態度。事實上，建省後的寧夏教會教育，在逐步納入中國教育行政管理體係的同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這時期，教會所辦小學仍以天主教聖母聖心會辦學為主，因寧夏代牧區主教座堂在三盛公，所辦小學多集中於寧夏磴口縣及銀川、賀蘭、中衛等地。聖母聖心會在磴口有三盛公、渡口堂、補隆淖三所明正中心小學和東堂、天興泉兩所明正初級小學。②
其中三盛公小學建校最早，一直分設男女兩校，1924年後，三盛公女校改名為女子高級小學，學生人數由50人增加到近100人。校舍及教學設備完善，所學課程除按國家教育部規定之外，兼學聖經要理和唱經。學生一律住校，膳食費、書籍用品悉由教會供給。學校設有專職修女負責管理，製度嚴格，學生一經入學，不得請假離校，隻有寒暑假方能回家探視。畢業學生如自願深造，經教會審核批準後，保送寧夏師範學習或呼市公教醫院學醫。該校曆屆畢業生中有守貞當修女的，也有升入其他院校並從事其他職業的。如陳玉琴北京輔仁大學史學係畢業，後任大同中學教師，周廣英北京輔仁大學化學係畢業，後在北京製藥廠工作，李桂珍後任寧夏中衛醫院院長等。③
自三盛公女子高級小學成立不久，聖母聖心會又於陝壩、蠻會、渡口、三道橋、新堂等地相繼開辦女子高年級學校，④
為女性解放思想、求學深造，創造了一定條件。
渡口堂小學於光緒二十六年（1905年）創建，男女分校，開始規模不大，是一所初級小學。直至1947年，教堂才購買農家院落，作為新校舍，並開辟體育場、增設班級、擴大招生，不僅收教徒子女，也招教外學生，使該小學由初小擴展為完全小學。開設課程與國立小學同，使用教材以教育部核準為標準。對教外學生，平等相待，不強求學生學習宗教禮儀和過宗教生活。①
補隆淖小學是天主教在磴口創辦的規模較大的第三所小學校，始建於光緒二十七年（1906年）。東堂小學、天興泉小學開始均為單班小學校，學生不過十幾人，②
後逐年擴展。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上述五所學校都發展為全日製完全小學，交由政府管理。
1931年，天主教於賀蘭縣是建高小一所，校長由紀善儒神父兼任。當地政府對學校辦學情況很少過問。1946年，劉治國神父兼任校長後，向縣政府申請備案，被批準命名為“賀蘭私立育英完全小學”。貧寒子弟可免費入學；課程完全照公立小學辦理，不加宗教課，接受縣教育行政部門監督指導。在校學生增至為百餘名。③
1932年，石楊休任寧夏教區主教，於銀川開辦一所初級小學，又從比利時請來三位修女代數學、美術和宗教等課。1945年，顧愛禮到任不久，新建校舍36間。1947年正式成立完小，取名“明正小學”。教職員大部分為修女，學生200餘名，多半為教外子弟。所設課程，除國家規定的：語文、數學、曆史、地理、音樂、美術、體育外，對教友學生另上一節宗教課。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將明正小學與寧師附小合並管理。④
此外，天主教還在中寧、平羅等縣也辦有各級小學。如1936年，東華天主堂在堂內附設小學一所，收學生50餘名，辦學三年停辦。1942年，鳴沙天主堂在養馬灣成立小學一所等等，①
在此不一一詳述。
1922年新學製頒布後，教會中學同其他公、私立中學一樣經重新調整、改組，都成為六年製的中學校，即初、高中各三年。嗣後，除了原有的學校外，聖母聖心會在寧夏、綏遠教區還增設了一些中等學校，如歸綏市的恒清中學、包頭的培英中學、陝壩的普愛中學和寧夏的明正中學等。②
這些中學都是較正規的學校，大多是依托原有公學改建或重建而成。如小巴拉蓋公學院男校部改為培英中學，女校部改為啟秀女中；普愛中學，1946年9月即成立招生，當年未及建造校舍，故暫借陝壩公學（後更名普愛小學）校舍而創建。1947年，銀川開辦明正女子中學，委任輔仁大學畢業的陳寬明神父為校長，招收學生40名。該校由教會私辦，道德、紀律要求嚴格，教外家長送其子女入學的也比較多，至1951年學生數目增至200餘名。當時校內教職員有李繼祖、劉振環、候琴友、侯良甫、高麗嫻、劉乃亭等。③
遵照當時教育部嚴格規定，“國內私立學校及外人捐資所立學校，一切課程、訓育、管理事項，須按照部章，如有違反者應即停辦”，④
上述中學課程設置有：語文、數學、英語、理化、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生理衛生，還有《童子軍》課，與普通中學所不同的是，這些教會中學還設有宗教課，每周一次。⑤
因其辦學宗旨是為了傳播宗教教義，所以招收學生仍以天主教徒為主。如明正中學的教師全是神甫，學生全是天主教徒，畢業後，皆入大修道院，聖升七品神甫。①
恒清中學，起初專收教會學生，不分教區界限。後逐漸非教徒學生也可以入學了。這所中學裏有幾個外國神父當教員，一般愛好外語和數理化的學生喜歡進恒清中學。
相形之下，普愛中學辦學成績顯著。該校是1946年由寧夏教區主教王守禮籌建的，首任校長孫仲賢，係意大利羅馬教廷傳信部大學畢業生。當時的普愛中學是河套地區天主教最高的學府。②
師資力量強大，教學要求嚴格，采取請進來和派出去的兩種辦法，從教會興辦教育之始，就不斷從外地延聘教學經驗豐富，教學有方的教師來教會學校任教，使教學質量日趨提高。尚有從北京輔仁大學、天津南開大學、蘭州大學招聘來的徐有明、趙鳳鳴、楊成名、李繼祖等教師。普愛中學設有校董會，董事長由王守禮主教出任，董事由校長和社會士紳充任。③
該校自1946年成立時一班50名學生，短短兩年後就發展為4個年級，8個班，30名教師，400餘名學生。④
二、國籍神甫與師資
寧夏三盛公小修道院和綏遠二十四頃地小修道院，從成立至1952年先後停辦，為神哲學總修道院輸送了許多大修士，還培訓了一批當地優秀傳教士，即國籍神甫作為正式神職人員的補充，到各處開展教務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培養的國籍神甫中，有許多擔任教師工作。筆者根據《塞外傳教史》所列20世紀中葉前，服務於原聖母聖心會傳教地區的國籍神父名冊中，整理出在寧夏教區和綏遠教區從事教育工作的國籍神父名單，列表如下：
表73在寧夏綏遠教區從事教育工作的國籍神父表①
這些國籍神甫，曾為寧夏、內蒙古等地的教育事業之發展獻力獻策，取得了一定成績。
三、教會學校立案及其轉變
1926年，國民政府頒布：私立學校不得以外國人為校長，一律不得以宗教科目為必修科，亦不得在課內作宗教宣傳，不得強迫學生參加宗教儀式。①
於是，一些省市教會學校紛紛開始立案辦學。而寧夏地處偏僻、信息閉塞，各級政府對教會在寧夏辦學向來鞭長莫及，很少幹預和過問。
關於寧夏教會學校立案的確切時間，據趙忠賢神甫在《天主教在河套》一文中雲：1942年，“寧夏教區所屬天主教辦的中小學，在補隆淖上套以南，校名一律冠以‘明正’二字。補隆淖以北下套地區的學校，校名一律冠以‘普愛’二字”。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