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下半年，全國政協組織了有北京和南京各方麵專家參加的小城鎮調查組，從11月11日到12月6日，到江蘇的常州、無錫、南通、蘇州4市和部分縣、鎮參觀訪問，費孝通自然是其主要成員之一。調查結束後，費孝通寫了《小城鎮，再探索》一文，在更大一些的範圍裏，對小城鎮問題進行了再探索。他再次肯定了鄉鎮企業是我國農民的一項創造。在農工關係方麵，鄉鎮企業不僅不會損害農副業生產，而且還會主動地承擔起支農、補農和養農的責任。在鄉鎮企業同大中城市的關係方麵，費孝通發現蘇南鄉鎮企業的發展，得益於上海工業的輻射，“實際上已經成為城市工業體係中一個組成部分。”由於鄉鎮企業的發展，使小城鎮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能力大大增強。“從鄉鎮、縣屬鎮到縣城，各個層次的小城鎮都在起著層層截流聚居人口的作用，從而減輕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壓力。”在費孝通看來，小城鎮之所以受到他高度重視，原因之一就是它具有截流人口的作用。此外，費孝通還在這篇文章中，對集鎮本身的建設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1984年4月，費孝通又訪問了蘇北徐州、連雲港、鹽城、淮陽、揚州5市，參觀考察了一些集市、鄉鎮企業。在這個基礎上，他發表了關於小城鎮研究的第三篇文章：《小城鎮，蘇北篇》，對蘇北的小城鎮做了深入的研究。蘇北和蘇南自然條件、經濟區位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也有較大差別。這樣的地區的發展，同樣要靠興辦鄉鎮企業。費孝通認為：“蘇北要建鎮還有待於鄉鎮工業的興起和農業生產的一步商品化，也就是說，建鎮包含著在原有集市上進一步發展鄉鎮工業。”他承認在蘇北發展鄉鎮企業有一定困難，但並不是沒有成功的例子。他以鹽城市大岡鎮的發展為例，說明在區位上並不靠近大城市的地區也可以有較快的發展，通過人作為載體的技術和智力的傳播，蘇北可以接受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輻射作用。在鄉鎮企業之外，費孝通指出，應該充分利用本地資源來發展經濟，發展小城鎮。例如蘇北的大麵積的灘塗，可以開發。
1984年6月和10月，費孝通兩次來到蘇中即南京、鎮江、揚州三市聯結而成的三角地區進行同一目的的考察。他將這次考察結果以《小城鎮，新開拓》為題發表。在這篇文章中，他重點談了他對聯結型的經濟實體的認識。在城鄉協調發展中，鄉鎮工業是這個城鄉新聯結關係重要環節，而鄉鎮工業的發展，同樣要靠城市在市場、信息、技術、人才等各個方麵的帶動。他指出：“成熟的鄉鎮企業應當是一個開放性的社會係統，一方麵，……它要從城市輸入大量的人才、信息；另一方麵，它又要輸出產品，投入市場，在交換中實現產品的價值。”
這4篇文章，論述了整個江蘇省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的發展。作為一個省級樣本，這一組文章分別就小城鎮的分類、層次、興衰、布局、發展以及與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城市區域發展的關係作了係統的研究。在理論上，將小城鎮放到城鄉一體化的格局中考察，又將小城鎮發展置於鄉鎮企業發展的基礎上；在實踐上，他不但說明了小城鎮對於城鄉一體化的重要性，而且還指出了如何發展小城鎮的具體步驟和措施。1985年，這4篇文章以《小城鎮四記》的書名出版，當時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作為費孝通恢複社會學學術工作之後的一本小城鎮調查專著，是他的農村社會學繼“江村”之後研究題材、視野的一次突破，也是他城鄉一體化理論專題化、係統化的發展。
1984年後，費孝通將研究注意力轉向江蘇省以外的地區，他開始在全國各地旅行考察，城鄉關係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4.發展模式與區域發展是費孝通社會學思想的重要內容。費孝通對中國農村的研究，是從“江村”和“江蘇”開始的。蘇南的道路在全國是否具有普遍意義，他心裏是沒有底的。當他走出蘇南，到其他地方考察以後，發現中國農村發展的道路有共同的方麵，也有不同的方麵。如果隻看到共同的一麵，看不到不同的一麵，思想上就會產生片麵性，就會導致政策上的一刀切。為了從各地不同的具體條件下，探索農村發展的多樣性，他從1984年開始，開展了模式及不同模式之間的比較研究。
早在清華讀書時，他就在史國祿教授的指導下，進行過人類體質不同類型的研究，因此，類型比較研究是他較熟悉的方法。
20世紀的30年代末，他在雲南同張子毅分別調查了3個村莊：祿村、玉村和易村。1941年，費孝通寫成一篇英文論文《中國內地農村的三個類型》，對這三個不同類型的村莊進行了比較。1940年，他出版了《祿村農田》一書，這是他自己對祿村調查的報告。他在這本書中，有意同他以前的江村調查作比較，著重說明受現代工商業不同影響的農村社區型式的區別。20世紀80年代他又重訪雲南三村，目的還是想做縱向的追蹤比較研究。看來在研究方法上，他十分重視同一地點的縱向比較和不同地點的橫向比較研究。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用比較方法把中國農村的各種類型一個一個地描述出來，那就不需要把千千萬萬個農村一一地加以觀察而接近了解中國所有的農村了”。
但在三四十年代，費孝通還不可能有條件進行大規模的發展模式的比較研究。隻是到了80年代以後，這種條件才具備，他才開始有意識地進行發展模式的歸納和分析。他將發展模式定義為“在一定的地區、一定曆史條件下，具有特色的經濟發展的路子”。這個定義要求從整體出發探索各個地區的背景、條件形成和其他地區相區別的發展特色，然後進行比較研究，以求發現帶普遍性的發展規律和道路。改革開放中，主要從發展鄉村工業角度，費孝通歸納出了幾種不同的發展模式：
第一個模式，自然是“蘇南模式”。蘇南模式這個概念產生於1983年。那時他剛從蘇北調查回來，感覺到蘇南的發展不同於其他地方，於是他在《小城鎮，新探索》中首次提到“大魚幫小魚，小魚幫蝦米，的中國工業化的新模式”。但這個模式與“區域經濟係統”是通用的，具有地域的意義。他說：“一旦越出區域，發展模式就會改變。在常州市的金壇縣和南通市的如臬縣，可以明顯感到它們已是上海經濟區的邊緣地帶，因為那裏的經濟發展已具有許多不同於整個蘇南地區模式的特點。”但是這個地域上的差別。包含著模範或樣板的意味，蘇南模式有可能成為其他地區仿效成功的榜樣。1986年，他在溫州看到了另一種農村工業發展的路子時，就感覺到模式之間不僅是地域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發展路子”的差別。蘇南摸式隻是蘇南發展的路子，溫州模式也隻是溫州發展的路子。除了發展生產力這一條通用外，怎麼發展的具體“招數”是不能通用的。
蘇南模式發生於上海經濟區輻射範圍內的蘇南地區。人多地少、靠近上海，以及曆史上“工農相輔”的經濟傳統，使社隊企業（鄉鎮企業）在改革之前就發展起來了。在所有製和內部結構上，蘇南的鄉鎮企業主體是社隊集體所有製，由鄉長或村長管理和領導。費孝通將它稱作地方幹部經營的社區所有製，並認為這種所有製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家庭所有製的發展。社隊之所以正常運行20多年麵不變，就是因為它具有傳統家庭或家族的功能。當然進入20世紀90年代末，在鄉鎮企業二次創業的過程中，蘇南模式在所有製結構和經營機製、政企關係等方麵，都發生重大變化。
1986年，費孝通到浙江省溫州考察，對橋頭鎮的小商品市場發生了強烈的興趣。進一步研究發現，溫州經濟發展走的是一條與蘇南不同的道路，他將這一道路稱之為“溫州模式”。這是他對各地發展道路總結的第二個模式。
在費孝通看來，溫州模式同蘇南模式相比，有很多自己的特色。從曆史傳統上講，蘇南曆史傳統，是農工相輔，男耕女織；而溫州的曆史傳統，是藝商與農業相結合。在這兩種老根基礎上，蘇南長出來的是鄉鎮工業，以工補農；而溫州則是家庭工業和專業市場，以商帶工。在所有製上，與蘇南的社區聯合所有製不同，溫州家庭工業所有製主體是個體經濟。溫州模式的最重要的特點是專業市場帶動家庭工業的發展。溫州模式之所以別具一格，關鍵就在這一點上，它的價值也就在於農民“依靠自己傳統的才能和遍及全國的手藝人，通過自己組織起來的這種流通網絡，形成了麵向全國的大市場”。
小商品、大市場的進一步發展，要求家庭工業從個體經濟走向聯合。費孝通認為，走向聯合，“這是溫州模式發展的前途”。但是他又強調，個體經濟作為中國商品經濟的一個成分和對國營集體經濟的補充形式，將長期存在。
隨著費孝通考察視野向南延伸，他的模式研究也在不斷深入。1985年，費孝通去香港訪問，參觀了香港觀塘地區的一些小型工廠。當時他曾設想過，如果這些設在高樓裏的蜂窩廠家遷到廣東，充分利用那裏的廉價勞動力和地皮，豈不對香港和大陸兩利？時隔3年，1988年底，當費孝通訪問東莞時，港風已吹遍珠江三角洲大地。他覺得珠江三角洲鄉鎮企業的發展，又是與溫州、蘇南不同的另一路數。1991，費孝通在《城鄉協調發展》一書的“後記”中，對“珠江模式”進行了初步研究。他認為，與香港密切相聯構成的“前店後廠”是珠江模式的主要特點。“前店是指企業的經營部門留在香港進行定貨、購料、運銷等活動。後廠是指把生產部門設立在廣州各縣，招工製造。”但到了1992年，他再次到珠江三角洲考察，對珠江模式進行了再認識。過去過於強調香港的經濟輻射作用，而且沒有注意到珠江三角洲內部發展的不平衡性。事實上，真正有利於內地發展的港珠關係，是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和內地強大的發展需求啟動的。珠江三角洲鄉鎮對香港經濟輻射作出的反應，前後是不同的，各地的政策也不相同。“他們首先接受港商采用‘三來一補’的企業形式引進了現代工業，培養了人才，並在這個基礎上把外資和現代技術、經營方法嫁接上鄉鎮企業，擴大了合資企業的範圍和方式，創造了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企業，繁榮了地方經濟，提高了國家的綜合實力”。他認為這才是珠江模式的特點。
在對福建的考察中，費孝通注意到了沿海地區另一種發展模式，這就是“打僑牌”。福建省沿海地區都是著名的僑鄉。改革開放以來，海外華僑對家鄉的發展懷著極大的熱情，他們最初隻是“彙款養家”，或“以鈔代彙”或“以物代鈔”、“贈品上市”，為僑鄉經濟注入了活力。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華僑對家鄉的支援又上了一個新台階，由僑胞幫助僑眷辦廠或直接投資，興辦了各種形式的鄉鎮企業，直至成片開發工業小區。僑資企業大多與國際市場密切相聯，又有先進的設備和技術，所以發展很快，形成了鄉鎮企業發展的新模式，稱之為“僑鄉模式。”
在內地，費孝通也極力尋找適合於當地發展的模式。1987年，在河南民權縣，費孝通看到了利用草根資源，發展草根工業，以庭院經濟脫貧致富的新模式——民權模式。他後來在河南信陽看到的“公司+農戶”，覺得它們是相同的。這種模式在廣大的中部各地都有，如湖北孝感的“一村一品”，河北滄州、無棣的棗糧間作等，都是這種模式的變通形式。除此之外，不發達中部地區還有另一種致富門路，就是“專業性勞務輸出”，依靠專業性勞務輸出如組織農民建築隊到外地承包大型建築工程，完成本地工業化的原始積累。費孝通認為這也不失為一種發展的模式。
5.功能主義的方法論。功能主義是人類學、社會學的一種研究方法。它根植於19世紀初的社會有機論。作為馬林諾未斯基的學生的費孝通無疑受功能主義方法影響很深。功能主義方法的主要特點是，把握人類社會整體，強調實地調查中的參與研究；同時注重研究和了解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社會功能。限於篇幅這是不再展開論述。
（三）鄉村建設派的農村社會學理論與實踐
20世紀30年代，以晏陽初、梁漱溟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主張從鄉村建設入手，由鄉村建設引發工商業，從而達到民族自救。因此，所謂鄉村建設運動，是在不觸動地主土地所有製，不觸動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前提下，通過一些修修補補的措施來複興農村。這場運動經過知識分子的辛勤勞動，給農村注入了文明的因素，他們提出的許多主張，今天看來，具有普遍性和科學性，仍有現實意義。但是，當時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不從根本上改變封建土地所有製及其維護這種製度的反動政權，任何改良主義的努力，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的麵貌。
1.晏陽初的鄉村建設理論與實踐。晏陽初1893年出生在四川省巴中縣一個世代書香家庭。早年留學美國，並獲得博士學位。世界著名的平民教育家，鄉村建設運動的創始人和卓有成效的推動者，曾受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顧問，國際平民教育委員會主席。1943年在哥白尼地心說400周年紀念會上，被國際學術界選為與愛因斯坦並列的“世界上為人類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十大名人之一。”晏陽初不僅僅是一位教育家，而且是一位社會改造運動的實驗家和實踐家，他從平民教育發展到以定縣實驗為標誌的鄉村改造和建設，並把他的主張推廣到全世界，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從而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晏陽初的鄉村建設思想集中體現在他領導下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河北省定縣開展的實驗。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認為中國當時的重要問題不是別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墮落、民族渙散，根本是“人”的問題。這個人的問題，農村要占4億人的80%，因此要特別注意農村。在農村又要特別注意全部青年男女。在全國4億人中，農村青年至少有8000萬，隻要把這8000萬農村青年改造出來，無論什麼國恥都雪得掉，一切建設也有了鞏固的根基。另一方麵，他們認為近80年來，自太平天國到國民革命軍北伐，發生過五次自救運動，現在的農村實驗，已是第六次自救運動。這次運動不但繼承了前五次運動，而且還補足了前五次運動的缺陷。這缺陷就是“大多數人們的教育問題”，因此，他們推行平民教育。在平民教育中，發現了中國的“基本缺點”，就是“愚”、“窮”、“弱”、“私”四種。這四種缺點是有因果關係的，即愈愚愈窮，愈弱愈私。針對中國社會這四種大病，提出四大教育：以“文藝教育”培養知識力，以救農民之“愚”；以“生計教育”培養生產力，以救農民之“窮”；以“衛生教育”培植強健力，以救農民之“弱”；以“公民教育”培植團結力，以救農民之“私”。這四種教育，包括了平民生活的一切，他們相信，這四種教育辦得好，社會便有了基礎，即實現了他們在定縣提出的“除文盲、作新風”的目標或口號。他們所謂的除文盲，就是要使全縣人民都能識字，以千字課為課本，凡是對千字課中的文字，能讀、能寫、能作的，就是非文盲；至於作新民的標準，即要養成科學的頭腦，合作的習慣，健強的體魄，平與仁的精神。通過對農民的教育和農村建設就能實現以上目標。為了推行四大教育，又提出了“學校的”、“社會的”、“家庭的”三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