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所說的新中國成立前的職業社會學者，主要是指當時在高等院校、科研機關專門從事社會學教學、研究工作的學者，他們的農村社會學的教學和研究活動，是舊中國農村社會學的主要內容。例如，我國老一輩社會學家陶孟和、李景漢等人進行的農村調查，特別是李景漢等人係統調查了河北省定縣農村，出版了《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書，詳細記載了當時定縣農村的生產、生活狀況和風俗習慣、文化娛樂、教宵、商業等各個方麵的社會情況，是頗有價值的農村社會學資料。
這個時期，我國的一些大學先後開設了農村社會學課程，如喬啟明在金陵大學、楊開道在燕京大學等處講授此門學科，並且出版了幾本農村社會學教科書。其中，楊開道的《農村社會學》簡明扼要，在當時的農村社會學界有一定影響。
這裏重點介紹一下對我國農村社會學有重大影響的楊開道和費孝通兩位社會學前輩的農村社會學理論和實踐。
（一）楊開道的農村社會學理論
楊開道（1899-1981）農村社會學家。湖南省新化縣人。1924年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農科，同年赴美留學。先後在衣阿華農工學院、密西根農業大學攻讀農業經濟和農村社會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27年回國後，曆任上海複旦大學、大夏大學、廈門大學、中央大學農學院社會學教授，任燕京大學社會學係教授、係主任等。1930年參加組織中國社會學社，任理事及副理事長之職。1933年任鄉村建設學會理事。1936年發起成立華北農村建設促進會。同時也參加“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和合作經濟研究社。主要著作有《農村社會學》（1929年）《社會研究法》（1930年），主編《農村生活叢書》14種。下邊重點介紹一下楊開道先生改善農村生活的十一項具體措施。
楊開道將農村社會生活分為兩種：“一種是物質生活，一種是精神生活。物質生活，也可以說是經濟生活；精神生活，也可以說是社會生活。物質生活，包含人類生存必需的勞作，就是穿衣、吃飯、住房子、作工。這一方麵的生活，是謀肉體上的發達和維持。精神生活，包括藝術生活、遊戲生活、社交生活、宗教生活、教育生活、家庭生活等等。這一方麵的生活，是謀精神上的安慰和欣賞。……前麵的生活，是動物性的生活；後麵的生活，是人性的生活。沒有精神上的生活，不能說是人的生活……但是廣義地說起來，人的生活，都是社會生活。”衡量社會生活的指標是生活程度和生活標準。生活程度是指實地的生活情形，生活標準指理想的生活情形。要是生活程度和生活標準差不多，我們可以說是滿足的生活，要是差得太遠即是生活不滿足。楊先生以此標準衡量中國的農村，他認為中國的農民的物質生活程度，是一種生存程度。精神生活方麵，僅有一點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教育生活是很少的；農民的宗教生活，是一種迷信生活，不是一種真正的宗教生活；至於遊戲生活和藝術生活一點沒有。他指出：“中國農村生活程度，無論在數量上，品質上或分配上講起來，都是很低，都不十分合理，有改良的必要”。
楊先生分析農村生活不發達的原因是：教育不良；經濟困難；工作太忙；隻有家庭生活，沒有社會的生活；農民無組織。針對這些原因，他提出農村生活改善的十一條具體辦法：①提高農民知識。知識增高，農民自然會慢慢地去改善他們的生活。增高知識的惟一方法，是教育。教育的目的，一方麵使他們有充分的農業技術，能夠做一個高效率的生產者；一方麵使他們有相當的公民知識和訓練，能夠做一個盡職的公民；②改良農事。因為農業是農村社會裏的主要職業，農業的成敗同農村社會的盛衰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要改良農業，例如栽培法的改良，種子的選擇，農具的創造，病蟲害的驅除，灌溉排水的設備等。③注意農村經濟。農村經濟和農業經濟稍有分別，農村經濟，注意社會經濟，就是農村社會全體的經濟問題。農業經濟，隻注意農場經濟，就是農民一個人或是一家人的經濟。農村經濟問題包括的範圍廣，像農村地權問題，農村勞工問題，簡直和農村社會問題分不出來。注意農村經濟的第一個目的，便是增高農民經濟收入；第二個目的，便是改良因經濟而發生的社會關係。如經濟的合作、租佃製度的改革、增加農民的收入、地權的平均等。④便利交通。由於交通不便，農民彼此接觸的機會減少，便利交通，增多集會的機會，農民才能通力合作，去謀他們共同生活的改良。⑤擴大農村範圍，將他們共同有的人才和經濟集中起來，去解決他們的共同生活問題。⑥提倡農民組織，有組織便有勢力。農民組織起來一方麵去抵抗旁種組織的壓迫，一方麵去謀農民自身生活問題的解決。組織的級別有三：一種是全國或全省組織，從最大處著手；一種是全村組織，拿一村作組織的單位；一種是事業的組織，拿一個事業作根據。⑦培養農村領袖。農村的領袖人才異常缺乏，應該造就技術人才和領袖人才。他們除了具有農業科學知識外，也應該注意農村社會的經濟和生活。還要提倡鼓吹為農村社會服務，使農村領袖，能夠了解他們重大的使命和職責，抱著犧牲的精神，吃苦的決心去工作。⑧提倡社會服務。社會公正的原理，是拿義務去換權利的。但在農村社會裏義務多而權利少，如專門注意權利，就再沒有人願意到農村去工作，去服務。其實改造農村社會生活，是一個很重大的職務。農村領袖，雖然沒有物質的權利可享，但是他們的犧牲精神，一定能得到社會熱烈的讚美，和農民誠懇的感激。⑨生活社會化。在農村，家庭生活十分發達，他們自己成為一種小社會，不覺得是農村社會的一部分。所以改善農民生活，應當把這種家庭思想減少，把社會思想放在家庭的上麵，先社會而後家庭，先家庭而後個人，使社會家庭個人三方麵都能得到相當的發展。⑩遊戲生活的提倡。在農村提倡遊戲生活，可以增強人生樂趣，訓練農民的活動能力，增加互相接觸、友好相處。（11）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和遊戲生活，同樣能增進人生的興趣。藝術生活是欣賞人造的或自然的美。
楊開道先生改善農村生活的十一項措施，正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才逐步在農村普遍推廣開來，可見它的學術價值和影響。此外，楊開道先生的改善農村組織，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的主張，更是我國當前農業產業化、市場化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可見老一輩學者們社會學思想的學術價值和生命力。
（二）費孝通的農村社會學理論
費孝通1910年出生在江蘇省吳江縣，是中國也是世界著名的社會學家之一，也是一位社會活動家。從20世紀30年代到現在（其間中斷20年）他從事學術活動60年，其研究領域涉及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多種領域。特別是對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研究影響中國和世界。他懷著對中國農民的深厚感情，把他的全部精力用在了對中國農村發展的研究上，出版了一係列研究中國農村的論著，如《江村經濟》、《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祿村農田》、《花籃瑤社會組織》、《生育製度》、《小城鎮四記》等。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江村經濟》一書，在世界上有著很大影響。在改革開放期間，他對農村鄉鎮企業發展和小城鎮建設的研究，在實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各級政府和學術界的普遍關注。費孝通的農村社會學思想博大精深。概括起來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對中國鄉村經濟的認識獨具惠眼。費孝通認為，中國傳統農村經濟不是一個單純的農業經濟，而是“農工混合的鄉土經濟”。由於地少人多，農民單靠農業生產不足以維持生活，需要從家庭副業和鄉土工業中獲得補充收入，因此，鄉土工業在農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鄉土工業的重要性在於：鄉土工業的存在和正常發展，使原本存在於土地中的矛盾得以暫時消減並不對農村經濟構成威脅；一旦鄉土工業崩潰，農工混合的鄉土經濟解體，中國農村中各種潛在的矛盾便會顯露和公開激化。我國著名學者甘陽指出：以費孝通為代表的中國社會學派“慧眼獨具地抓住了鄉土工業這一人所忽視的現象作為分析中國問題的一個中心環節，指出了它在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結構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及它在中國社會變遷中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係”。“這實際上是30年代初，吳文藻等中國學術前輩力倡社會科學本土化的一個直接結果”，“中國社會學派在其30年代所跨出的第一步，即已不同凡響地提出，中國走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道路或將相當不同於西方大師們所發現的曆史規律或普遍發展道路”。甘陽的評論，可謂一語中的。
2.鄉土和農民社會是他對中國社會的基本認識。《鄉土中國》是費孝通對傳統農村社會的結構和基本觀念最係統的、最有獨創性的理論分析。
分析是從具體現象中提煉認識現象的概念入手的。同馬克斯·韋伯確立“理想類型”一樣，費孝通也希望用某個理想類型來理解具體社會現象。“鄉土社會”或“社會的鄉土性”是費孝通用以概括中國傳統農村社會的第一個概念。鄉土的“土”，基本含義很清楚，就是指泥土、土地。說鄉下人“土氣”、“土頭土腦”，絕不是貶義，而是指他們的心理和行為的根本特性。這些特性與他們生活的環境有密切的關係。費孝通認為，中國人離不開泥土，土地是鄉下人的命根子。“幾千年來，漢族人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主要是簡單的農業生產方式，通過種植業的收獲取得食物。”種植業可以也隻能夠保證農民最基本的衣食需要，因此，自給自足，封閉保守，是這種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征。由於要靠土地為生，土地是搬不動的，所以，農村人是“粘著在土地上的”，流動不大。費孝通認為，世代定居於一處是鄉土社會的又一特征。當然，這裏所說的世代定居，粘附於土，隻能是正常和一般的情況，並不否認在異常情況和個別時期，如災禍年代農民有離鄉背井，流徙外地的事實。即使在平常，從長期看，農民也會因人口過剩而向外遷流。但這些情況，在費孝通看來，“是微乎其微的”。世代定居的結果是農民聚族聚村而居。一個家庭在一個地方定居下來後，繁衍生息十幾代至幾十代，家庭也就逐漸演化為一個大宗族，它在地域上也會逐漸擴展為同姓村落和血親社區。在這裏，費孝通指出，地緣和血緣是渾然一體的，地緣是血緣的空間投影，血緣支配著地緣。“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說是血緣上親疏上的一種反映，區位是社會化了的空間。”在這個被血緣社會化的空間裏，人們在麵對麵的人際關係中長大，“熟悉”決定著農民必然使用與城市究全不同的交流工具和行為規範。費孝通以語言文字為例，分析“熟悉”的社會給人們的觀念意識帶來的影響。他說，鄉土社會的農民之所以不識字，決不說明他們愚昧，是因為文字在那裏對他們的麵對麵的交往並不非常必要，甚至“連語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他們更多的使用在他們經驗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特殊語言。表情、動作、共同的交流符號等常常取代語言的一部分交流功能。而且在知識的積累方麵，定型化的生活，也使人們更多地相信經驗的效用，而不必去了解文字記載的知識。在交換關係方麵，熟悉的鄉土社會遵從著與城市完全不同的規範。他舉了一個雲南鄉下賒錢會的例子。有趣的是，參加賒的人大都非親非戚。因為，在他們看來，清算往來隻能是陌生人之間的事，熟人尤其是親屬同族之間是最不好算賬的。所以，費孝通指出，“在親密的血緣社會中商業是不能存在的”，“商業是在血緣之外發展的”。這個結論，非常重矍。因為，在許多探討現代化的論著中，理論、政策一套一套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現代化進程的主要參與者農民的生存條件以及他們的觀念形態。費孝通的論點向我們證明，如果不變更農民傳統的生存條件，許多現代化論者期待的市場化（或商業化）和文字下鄉（或城市文明普及），就不會成功。
費孝通認為，中國鄉土社會的結構是“差序格局”——“以‘已’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係成的社會關係……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在這個格局中，群已、人我界限是模糊的，但以自我為中心則是清楚的。
對鄉土社會秩序的維持，同許多論者“法治”、“人治”的看法不同，費孝通強調“禮治”的重要性。什麼是“禮治”呢？禮是傳統，是從教化中養成的個人對集體規範的服從。按照費孝通的說法，“禮是合式的路子，是經教化過程而為主動性的服膺於傳統的習慣”。禮治則是靠傳統來維持社會運轉。其執行者便是掌握著教化性權力的人，王者、父母、師儒、長輩都是禮治秩序的維護者。因為教化權力控製著鄉土社會的基本秋序，所以，整個鄉土社會又表現為“無訟”的社會。因為它對社會秩序的治理采取積極預防策略，將治理的基礎放在個人修養和家庭社會化過程中。如果有了衝突和違規，社會也不鼓勵超出禮治秩序的法律解決，而主張通過禮治程序調解。這當然與現代法製是相違背的，但在鄉土社會中，卻是有效的。中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往往靠它維持基層的社會秩序。
3.小城鎮構架城鄉關係的橋梁。改革開放以來，費孝通把農村小城鎮發展，作為他研究的重點。早在20世紀30年代，費孝通就注意到城鄉經濟的互補性。他認為，要使城鄉協調發展，關鍵在於“鄉土複員”即工業下鄉，而不是工業集中於都市，人口都市化。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大力發展鄉村工業，發展鄉鎮兩個層次的經濟，由小城鎮來構架新型的城鄉關係橋梁。
1981年，費孝通在四訪江村時，看到了農村發展與小城鎮建設的密切關係，就決定更上一層樓，研究小城鎮問題。他首先在吳江縣“解剖麻雀”，提出了小城鎮的“分類、層次、興衰、布局、發展”10字研究提綱，動員了中央及江蘇省有關部門的研究人員一同來做。1983年，他在調查考察的基礎土，寫了《小城鎮，大問題》的長篇論文。他在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要對小城鎮進行分類研究。他將在吳江縣看到的小城鎮分為五類：第一類是商品集散地，如震澤鎮；第二類是手工業中心，如盛澤鎮；第三類是政治中心，如鬆陵鎮；第四類是文化中心，如同裏鎮；第五類是交通樞紐，如平望鎮。他指出提出這個分類的目的，是突出這些城鎮的特點，“使我們對小城鎮的概念不至於停在一般化的籠統概念上，而要注意到各個小城鎮的個性和特點。”在分類研究的基礎上，費孝通進一步考察了這些城鎮發展的曆史。他注意到了吳江縣小城鎮發展與社隊企業（後來稱之為鄉鎮企業）的崛起的密切關係，“在吳江縣可以看到，凡是公社集鎮都是社隊工廠最集中的地方”。因此，他指出，“蘇南這些年來小城鎮的複蘇和繁榮，是小型工業，特別是社隊工業帶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