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文化是構成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特質，它是中國農村居民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麵。分析村落文化，不僅對認識中國農村社會的過去和現在，而且對認識中國農村社會的未來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
文化概念的界定是個複雜的問題，到目前為止，國內外仍無公認的定義。據不同資料統計，關於文化的定義，有說100多種的，也有說200多種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盡管關於文化的定義很多，但分歧無非在文化僅僅限於人們的精神生活領域，還是除此之外，還包括人們的物質生活領域。因此，《蘇聯大百科全書》（1973）將文化概念作的廣義與狹義的區分，頗有典型性。作為廣義的文化，“是社會和人在曆史上一定的發展水平，它表現為人們進行生活和活動的種種類型和形式，以及人們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作為狹義的文化，“僅指人們的精神生活領域”。
我們這裏分析村落文化，采用狹義的觀點。它是一種區域文化，一種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村居民的文化。它是指農民在長期的曆史進程中，創造和的精神文明的總和，包括農民的理想、感情、信念、價值觀、道德、風俗、生活方式、行為規範等精神文化。村落文化是人類文化的一種形態，它是人類由遊牧狩獵生活，走向定居生活所產生的一種文化形態。這種文化一直延續到現在，盡管經曆了幾萬年的變遷，村落文化本身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以村落和族聚為主的農村文化格局在我國仍然占據主要地位。中國傳統的村落文化有以下幾個主要特征：
1.鄉土性。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裏指出：“我們說鄉下人土氣，雖則似乎帶著幾分藐視的意味，但這個土字卻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義是指泥土。鄉下人離不了泥土，因為在鄉下住，種地是最普通的謀生辦法”，“城裏人可以用土氣來藐視鄉下人，但是鄉下，‘土’是他們的命根”。對於聚族而居的中國農民，村落是他們的生產場所，他們耕種一定範圍的土地獲取生存資源，並且圍繞著耕種的特點和季節性進行勞作。同時，村落也是他們的一種社會環境，在他們自己的鄉村中，有熟悉的同族、親戚和鄰裏，有密切的社會交往關係，而離開鄉村外出時，麵對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和人群，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們對於外部世界，既不熟悉，又不信任，在新的環境中往往感到失落和苦惱，而且外界社會也不一定接受他們。這樣就形成了農民和家鄉、土地難以割舍的情結，“故土難離，葉落歸根”；“金窩銀窩，不如家裏的土窩”；“在家千日好，出門時時難”等他們固守的鄉土觀念。
2.宗法倫理性。儒家經典《大學》一開篇即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式的個人修養要求。在中國古代的政治理念中，家就是小國，國就是大家，服務和服從於此，人倫關係也就政治化了，維護人倫就是維持封建國家。所謂宗法倫理是指農民把自己從屬於家庭和宗族的一種血緣群體觀念。群體的目標高於個人目標，個人依附於群體而存在。在一個家庭裏，家長說了算，在一個家族裏，族長起著主導作用。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指出，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係統組成的族權和政權、神權一道控製中國的男子。族長管理宗祠、宗譜，祭田，主持每年一次的祭祀，按照族規對族人實施管理和懲戒，全麵控製家族成員的日常活動。宗法倫理的深刻影響，使得農村社會不但純粹血緣關係的群體靠以“禮”為核心的封建文化道德體係維係，而且非血緣的人際關係也依附於此。長期流行於中國農村社會的開香堂、拜師父、認師兄弟、結義兄弟的關係等等，就是血緣的宗法倫理的外化表現形式。宗法倫理觀念有利於增強民族、國家和家庭的凝聚力，但它的消極作用是主要的，如壓抑了個人的發展，容易形成任人唯親等。
3.封閉性。費孝通認為：“鄉土社會是安土重遷的，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的社會。不但是人口流動很小，而且人們所取得資源的土地也很少變動。”由於生產方式、交通條件等的限製，農村居民大多閉塞於鄉村一隅，很少與外部世界接觸。農民相對集中在一塊土地上，吃穿等所需物質生活資料基本上自我生產，達到一定水平的自給自足，對外界需求甚少，逐漸地就封閉了起來。而且不少村落遠離市鎮，交通條件不便利，和外部世界沒有什麼經濟的、文化的、人際的常規性聯係，更強化了其封閉性。
4.保守性。傳統農民的心理和行為是比較保守的、穩定的、務實的。中國農民曆來是小私有者、小生產者，在小規模經營條件下，產出極為有限，常常是豐年剛夠，歉年不足，沒有必要的積累，減弱了他們承受風險的能力。任何新的東西使用和新的方式采納，都帶有某種程度的危險和不穩定性，一種新技術的失敗，可能使農民來年沒有糧食吃。因此，他們對任何新的東西和生產中的技術改革往往抱著懷疑和觀望的態度。另外，農民整體文化水平較低，接觸外界較少，缺乏預測社會變動所帶來的後果所必需的知識。任何一次變動對於農民來說，都帶有巨大的風險。而且，農民處於整個社會結構的最低層，政權係統、鄉村地主可以把一部分乃至全部的損失轉嫁到農民頭上，而農民卻要承擔任何失敗所帶來的損失甚至是超額承擔。這樣就形成了農民不玄想、安於現狀、不尚開拓的文化心理。
5.平均主義與滿足感。“平均”一直是中國農民追求的理想狀態，“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中國曆史上曆次農民的民眾運動直至近代的太平天國運動均是圍繞著“均平”、“太平”這一理想社會的目標進行的。中國農村人多地少，生產力水平低不，農民期望通過平分土地來維持生活、獲取平等地位。平均主義還表現在傳統農村財產繼承上的眾子平分製上，比如，某家有四個兒子，在分家時對於土地及家庭其他財產就要平分成四份，每人得一份，誰也不多，誰也不少。由於生產水平低下，社會財富缺乏，農民的欲望很低，舊時的中國農民往往滿足於“日求三餐，夜求一宿”、“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溫飽生活，而不是追求更多的物質享受。正如馬克斯·韋伯說的那樣，舊時的農民已是“頤享天年、壽終正寢”，因為他們是處在生命的生物周期之中，到他們的垂暮之年，生活已把自身的一切意義都給予了他們，不再存在任何他們還想解開的謎。所以他們可以對生活感到滿足。在那樣的社會中，沒有豐富多樣的文化潮流衝擊，他們自認為該經曆的都經曆啦，該享受的都享受啦，就不對生活感到厭倦而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