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中國農村社會分化與分層的意義(2 / 3)

4.農村社會分化有助於共同富裕。促進了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促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進而帶動共同富裕。

鄧小平同誌曾深刻地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既是一個過程,也是一個目標,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重要體現。由於我國特殊的國情,齊頭並進的發展隻能是共同貧窮,這是被實踐證明了的,所以鄧小平同誌在1978年就提出允許或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帶動其他人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正是這些建立在允許部分先富的政策導向基礎上的改革,極大地調動了農民各方麵的積極性,再一次解放了生產力。農村鄉鎮企業、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發展迅速,充滿了生機和活力。一部分農民利用自己的潛力和優勢迅速發展富裕起來,同時激勵和帶動了其他農民也不斷進步發展,農村經濟麵貌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需要指出的是,近10年來,農村的貧富差距有所擴大,這需要通過製度建設來調節。

5.有利於推動土地的規模經營。使一大部分農村剩餘勞動力找到了出路,有利於推動土地的規模經營。

1978年以後,農村形成了2.2億個小農家庭經濟,每戶經營規模不足0.4公頃。這種土地的承包分配方式帶有明顯的福利性質。據有關專家預測,中國加入WTO後對我國衝擊最大的產業就是農業。以中國分散的、以手工勞動為主的家庭農戶去和擁有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國外大農場主進行競爭,顯然我們處於被動不利的地位上。狹小的經濟規模不僅使農產品的生產成本高,技術水平落後,而且農產品的品質和標準都難以和國際接軌。改變這種局麵的關鍵是要把農村過剩的勞動力轉移出去,實行土地的規模經營,不斷地提高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專業化、商品化和標準化程度。目前滯留在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仍有1億~1.5億。隻有促進農村社會的進一步分化,才能有效地轉移剩餘勞動力,實現土地規模經營。

6.為農村小城鎮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農村人口不斷減少,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這是世界各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普遍規律。農村社會的分化,不斷地產生出新的發展要素,在帶來經濟總量增長的同時,引起經濟社會結構的改變。20世紀80年代後,農民在為國家生產出越來越多的糧食和其他剩餘農產品的同時,創造出更加令人振奮的奇跡:鄉鎮企業的工業增加值已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一半以上。創造出小城鎮1.9萬個,吸納了2億多的農村人口,農村城鎮化水平有了進一步的提高。農村工業化的發展是引起中國農民大規模的社會分化的重要因素,正在改變著中國城鄉格局。中國農民已經開始走出農村,彙入到工業化、城市化乃至整個社會現代化的洪流中,同時也成為中國城市化的重要推動力量。

(二)中國農村社會分層研究的意義

當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已不再是“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簡單結構,原來的階層發生了分化,新的階層不斷的形成和壯大。社會階層結構和各個階層的矛盾和轉化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也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標誌。農村社會階層研究的意義,不僅在於解釋階層的現狀和階層形成的原因,還在於預測各階層發展變化的趨勢以及為社會可能帶來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提出促進和控製社會階層變化的製度和政策措施。就其現實意義來講農村社會分層的研究是在揭示農村社會各個階層結構的現狀和變化趨勢的基礎上,為構建社會製度和政策的新體係提供依據,為農村社會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依據。

1.為構建現代社會階層提供製度與政策依據。

(1)農村社會分層的研究為培育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社會製度提供依據。從西方現代化的進程來看,社會階層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是匹配的,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階層結構的現代化程度也會提高。中國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第三產業會越來越發達,各類職業的比重出現了較大的變化,特別是社會中間層和企業家層成為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中擴張最快的階層,為“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農民階層和貧困階層的規模會逐漸縮小,一些過渡性群體(如農民工)會逐漸融合在其所屬的階層中。從長遠看,合理的社會階層結構的形成,需要帶有戰略性的、可持續的社會製度,同時還要根據社會發展和變化製定調節性的社會政策。如改革阻礙社會流動的戶籍製度,打破城鄉分割的社會二元結構,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流動機製,保證各階層之間的邊界不再固定化、有形化和身份化,保證社會各個階層共同享有改革和發展的成果,而不是為某幾個占有優勢地位的階層所獨占。因此,必須打破各種無效和低效的壟斷,最終建立自然而合理的社會分化機製。從近期來看,當務之急是要改革戶籍製度,建立統一的勞動市場,為社會各個階層的分化,特別是農民階層向社會其他階層的流動,創造身由而開放的政策條件。同時要密切注意私營企業的發展動態,一方麵,在促進私營企業者成熟的同時,要避免他們在某個地區、某個行業形成不利於市場競爭的壟斷局麵。另一方麵,要采取有效措施,發展中小企業,推進職工參股等製度建設,促使社會中間層不但有較高的工薪收入,還能夠有部分財產收入,從而既達到擴大中間層的目的,又使他們的政治傾向更加趨於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