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維坦在俄羅斯大地的遼闊蠻荒之中找到敏感細膩的美。契訶夫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列維坦的天才，不是以天，而是以小時在增長。”高爾基說：“沙漠中沒有美，美在阿拉伯人的心裏。芬蘭陰鬱的風景也不美，是芬蘭的畫家找出了自己國家嚴峻的美。”列維坦對俄國風景的貢獻亦如此，找到了美，送給俄羅斯人。“伊薩克”這個姓透露出——小說家辛格、小提琴家帕爾曼亦同此姓——他是猶太人。在沙皇時代，列維坦為此受苦甚多。
扯遠了，這是由鴿群引起的贅言，也許寫隨筆的幸運之一是允許東拉西扯。而太史公筆下，字與字之間、句與句之間、人物事件背景之間，像城牆的磚石一樣聯貫有序，無廢話。他有如福克納，知道自己所寫的文字是“文學穹廬頂端那塊拱石”，供人們仰望。
像窗處的屋瓦在雨前並不觸目一樣，我以前沒注意到這些瓦——誰都不會無端地看瓦，鴿子好像也沒眷臨此地。雨讓瓦變成新的，鴿子也以為自己來到一個新地方。我們像霸陵尉一樣介意“今故”，有所拘泥。何謂拘泥？把周遭格式化，分出前後新舊好壞尊卑裏外左右。“文革”晚期，尼克鬆女兒朱莉攜婿訪華，得毛澤東接見。毛澤東問：“總統先生好嗎？”尼的女婿（艾森豪威爾之孫）急忙解釋：“主席先生，我嶽父已經不是總統。”毛澤東不屑於這類糾正，說：“我就叫他總統。”小艾森豪威爾在“格式”中迷惑了，認為總統和前總統有天壤之別。毛澤東何拘於此，稱謂而已。毛澤東當年接見非洲領袖毛雷爾時說：“你姓毛，我也姓毛，一筆寫不出兩個毛字。”毛雷爾卻解釋：“我不姓毛。”毛澤東的本意在於：第三世界國家是兄弟，中國與非洲關係不分彼此。毛雷爾卻拘泥宗譜與修辭法，按中國人的說法，叫煞風景。毛澤東曾說“大破大立”。釋迦牟尼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人也許可以分成兩種：創新的人以及在“新”中獲益並常常懷舊的人。或許，“新”的因素給人們帶來的好處越多，越促發人們懷舊。而變革者從來不拘一格，在破舊與立新之間，即使“新”還看不到，也不能妨礙他們破舊，這是使命。
鴿子盤旋，紅瓦顯得比地毯尊貴。列那爾說：“讓鴿子們在屋頂上發出低沉的鼓聲吧，讓它們從樹蔭裏飛出，翻騰、閃耀在陽光下，又折回到樹蔭裏去。它們不願待在原地，而旅行也沒有使它們成熟——來吧，我的咕咕咕。”
咕咕咕，鴿子的歌聲沒有平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