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出東大營，月牙兒已如呂布那杆畫戟一般下弦，左右踱步的哨兵肋下的槍刺在夏夜倏忽一閃。我們倆高一矮橫行，仍複行鐵道線。兩根靜臥的鐵軌在月光下如銀鏈伸向叢林的交彙處，如蒙古婦人高髻上長長的銀簪。黑黝黝的樹叢像兩隊看不清麵孔的高矮不一的送行隊伍。垂著頭也像起伏的小丘。它們的背後是宛如東山魁夷筆下的清明之夜。
我爸和表舅先在枕木上走，其間距局促令人步伐小氣，而且必須眼盯腳下，像揀錢包的人。身態如穿厚底靴的滿族女子，顯見醉漢不宜。而後改走鐵軌旁的小路，不時手撥遮臉的樹枝。他們搖晃著，不覺間唱起歌來，當然是蒙古民歌。蒙古人總是如此，歌酒相隨。表舅喜歡唱輕快細巧的情歌。如《萬姐》：
要說這海青色的綢巾，
是海山哥哥在錦州給我買的。
要說這金絲邊的坎肩，
是金山哥哥給我在蓋州買的……
他扭頸唱著，用手拽展軍裝的大襟，其拖腔成為“買的——唉”，極盡珍惜。
我爸歌唱悲抑寬廣的科爾沁民歌。唱時，他會無端地兀立荒草間不動，眼盯著天上的星星。
榆樹呀柏樹，要是真的爛了根呀，
剪子翅的鶯歌鳥兒要到哪裏去唱歌？
心上的人兒達那巴拉今天動身去當兵，
啊哈喲——，留下金香一個人，
瞅著誰的顏麵過日子呀……
那時我父親仰起的輪廓清楚的臉上一定分散著淚水。想家，想撫養他長大的姐姐和早逝的聞名百裏的民歌手爺爺。蒙古歌的確是一場沒有眼淚的哭聲，是表麵平靜但暗湧奔突的河流。對蒙古人來說，從不擔心無歌可唱，別說10裏，就是走上50裏，歌聲也斷不了線。他們從小生活在美好而無盡的歌海裏。
這樣，很快到了我家——盟公署家屬院。稍事閑話，我爸起身送表舅回東大營，我仍追隨其後，重新走上這條亮閃閃的鐵道線。他們彼此摟著肩膀，談論女人或罵某長官，也唱歌。又到了東大營，哨兵換過，仍對表舅敬禮如儀。表舅母睡下了，掩襟起身上茶（蒙古女人從不會拂逆丈夫，哪怕是乖張之舉）。啜兩口茶，我爸又戴上禮帽，說走啦。表舅扣上大沿帽說要送。他們在門口誠懇堅定地討論送與不送的問題，兼有推搡較力。結果還是送。半路上，他們坐下抽煙，我爸抽“迎春”牌子，藍地兒上一嘟嚕燦爛碎花；表舅是“大生產”，都有賜紙包裝。互相敬讓，煙頭明滅。到了我家，可能勞碌之故，他們複進酒菜。表舅辭行，我爸抬臂：“東大營！”這時我媽已由微嗔轉入忍俊不禁。勸表舅住下。他正正皮帶：“那不行，明天還帶兵出操呢，必須走！”我媽對我爸說：“那你別送了，咋送不也得分手嗎？”
我爸怒目：“這是什麼話？人家送我，我怎麼能不送人家呢？”這就是他們互相送別的理由，依此理由他們將永遠送下去。這裏邊有酒勁，但無虛偽。
後來，我在炕頭睡著了。次日天亮，見表舅蜷曲於炕上，大皮帶仍係著。其後的事情是我爸將他送到東大營，他又送我爸回來，東方即白，途未窮但他們力盡矣，隻好在夢中奔波了。至於誰來領兵出操，就搞不清了。我表舅所在的部隊全團官兵多是蒙古族子弟，參加過遼沈戰役。他們互稱“老十四團”。在“文革”中，該團全軍覆沒。按“四人幫”的邏輯，一支由少數民族組成的部隊，必定會叛國。在“文革”中，赤峰地區的酷刑多發生在東大營，如在傷口上撒鹽水，用膠布粘在身上再連血帶肉撕下。他們的團長尚未咽氣時，已被挖掉雙眼，割去舌頭。此團官兵中的多數在遭受酷刑之後，給一些錢，轉業複員，散了。大多遣返農村牧區。部隊番號旋即取消。
表舅在“文革”前調往集寧市。離開東大營對他不知是幸或不幸。那時，一個蒙古族的軍職人員像在蘇聯的猶太人一樣，不會免遭極權主義的政治清洗。在度盡劫波之後，他們如果想起這段酒後相送的舊事，大約能夠開顏一笑吧。而我寫下這件事的理由之一，也在於為了使他們憶起青春時光中的一段幾近荒誕但充滿快樂的趣事。
而鐵皮水桶，在第二個星期日被表舅盛滿啤酒，滿頭大汗地送至我家，我們則再不必羞怯地端著洗臉盆子從井台往家端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