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為什麼不招呼我？”弗洛伊德問。
詹姆斯淡淡一笑：“我不想麻煩別人。”
弗洛伊德感慨萬端，80歲的人已近死神門檻了，但詹姆斯卻不願因此給別人添麻煩，躲過險境後，依然談笑自若。
馬克思的二女兒和女婿，終生無子嗣。他們覺得人過了70歲，就會成為社會的累贅。作為革命家，法拉格在70歲之前決定自殺，妻子勞拉同他一起自決。
有人認為，一些賢哲對死的看法近於輕率，其實輕視死並不是不尊重自己的生命。他們對生命的尊重是在生前更多更好地為社會奉獻，於死就能了無牽掛。
清代詩人袁枚曰：“男兒為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對軍人來說，戰死沙場，乃是最完善的結局。
“人固有一死”，這話的確不錯，但“生活的依托是行止而不是歲月，是思想而不是呼吸，是感情而不是鍾點”（菲·白利）。生生死死原本是密不可分的。生命的質量。遠遠高於數量。活得長能證明什麼呢？隻能證明活得很長。一個人活得再長，對永恒歲月而言，亦不過刹那而已。
印度的瑜珈教認為，人的生命不是以年、以月、以日計算的，而要用“息”來計算。一呼一吸即“一息”，人的一生注定以多少“息”為限。因而操瑜珈術的人，講究呼吸的深緩悠長。反過來說，由於疾病或其他原因造成氣喘籲籲的人，無疑在耗費自家的性命。
瑜珈的觀點，以中國禪宗的話說，叫“入定”。這是一種安詳、平和、與世無爭的心態及價值觀。
但細想，不論把呼吸控製得多麼完美，也隻是單純的活著而已，瑜珈大師也免不了有辭世的那一天。除了生理延年益壽的意義外，找不出更積極的價值。
死，固然是一個人肉身的永久滅寂，但一個民族是不會死的。如果一個民族都不畏死，它所迸發的力量就極為驚人。抗戰時期，河北孟縣一個大村的幾千口回民躲逃兵禍，才出幾裏，有人喊：“鬼子把清真寺燒了！”人們站定回首，老老少少無不流淚。他們全體衝回村裏，雖然手無寸鐵，咬著牙和日本人一決死生，男女老幼悉數殉難。
侵略者如果遇上了這樣的民族，無論如何也贏不了一場戰爭。
抗日名將張自忠，相貌堂堂，豪氣逼人，戰死的經過充滿英雄色彩。他的副官馬孝堂回憶說：“總司令猛然前仆，旋又站起，右肩出血了。到了十裏長山還在前線指揮，接著左臂也流血了，他還站在那裏，怒目圓睜，大聲呼喝指揮。總司令突然向後一歪，右胸噴血，濺了我一身。敵人一窩蜂衝上來，總司令命令我走開，說‘我這樣死得好，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心裏都平安了。’接著閉上了眼。”
中國人講究忠烈，其境界可使鬼神變色。西湖邊上嶽飛廟正殿後麵，立一塊石碑，上刻黃庭堅手書“武官不惜命，文官不愛錢，天下可以太平矣”。中國的事固然複雜，但之所以還有前途，憑的隻是中國人的這一點精神。
大革命時期，廣東佛山市大瀝鎮的農民自衛軍領導人謝倫，在“四·一二”之後，連同71歲的老父親謝泰珍一道被捕，押到村邊砍頭示眾。敵人欲先殺謝倫，他提出：“稍後老父一步而死。”謝倫跪行到父親麵前，叩頭行禮道：“請父親大人先行，兒子給您送終了！”
謝泰珍眼淚奪眶而出，鎮定走向屠刀。
謝倫在父親屍體前再次叩頭，挺起身，隨父而去。
謝倫盡忠於革命，盡孝於父親，死得讓人蕩氣回腸。
先賢殉身，不僅酷烈，也有似水柔腸。方誌敏得知自己被處死刑，在獄中抒情地寫道：“在我埋骨的地方，或許會長出一朵可愛的花來，這朵花你們可視為我的精神寄托吧！在微風吹拂中，如果那朵花上下點頭，那可視我在向中華民族解放奮鬥的愛國誌士敬禮！如果那朵花左右搖擺，那就視我在提勁兒唱著革命之歌，鼓勵戰士們前進啦！”
方誌敏懷著這樣的心情走向了刑場。
對於他的死，人們感受到的不僅是悲壯，還有攝人心魄的美。這是人的精神在極點迸放的極美的花。
§§第四章 行走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