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不可分割的辯證統一的兩個方麵內涵：既堅持社會主義，又定位於初級階段，這既同否定和懷疑社會主義的右的思潮，又同超越階段的“左”的錯誤劃清界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對中國基本國情和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準確判斷，是鄧小平理論立論的一個重要基石，是黨製定路線、方針、政策的基本出發點。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形成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就是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實際而製定的。鄧小平在論述黨在初級階段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同時，總是強調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指明任何忽視、淡化四項基本原則的做法都是完全錯誤的。黨的十五大再次鄭重指出：“全黨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這是20年來我們黨最可寶貴的經驗，是我們事業勝利前進最可靠的保證。因而全麵、準確地理解和貫徹黨的基本路線，正確處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四項基本原則的關係，既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所要求的，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實踐問題。
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曾做過有益的探索。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探討了人類社會掙脫資本主義製度後未來社會的發展問題，不僅提出了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過渡時期，而且首次明確提出未來共產主義發展兩個階段的學說。列寧在十月革命後，著重從俄國實際出發，探討了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的特點問題，認為在每一個發展階段本身都將有一個多級的發展過程或階段，即大階段中還會包括若幹小階段，並在一些論述中使用過“發達的社會主義”、“達到完備形式的社會主義”等的不同概念。他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把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的社會發展分為：“最初階段”、“低級階段”、“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四個發展階段。一般地說，“最初階段”相當於過渡時期，“低級階段”、“中級階段”可以理解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個發展階段，“高級階段”則是指共產主義社會。這對社會主義實踐有著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但也應該看到，列寧對這個問題也還沒有做進一步的闡述。
應當指出，經濟文化落後的東方國家，特別是俄國和中國，先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社會主義，是20世紀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的一個顯著特點。這種曆史性的跨越，具有曆史的必然性，同時也說明科學地依據本國國情確定自己的發展階段，直接關係到社會主義社會如何發展這一根本性的問題。毛澤東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曾提出過社會主義社會將經曆“不發達的”和“比較發達的”兩個階段。這在理論娜討上是有重要思想價值的，但這時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還不完全清醒。因而包括中國和前蘇聯在內，都犯過“急於求成”、“急於求純”的超越階段的錯誤。這是社會主義各國在經濟建設中發生這樣或那樣失誤的一個重要原因。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出現的嚴重失誤，更加突出了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做出準確判斷的極端重要性。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總結了國內的和國際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經驗，深入分析了我國國情，並據此做出了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判斷。鄧小平曾深刻指出：“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麼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製訂規劃”。這表明，我們黨對我國這個最大的實際有了更加自覺和清醒的認識，使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進入了一個新境界。
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判斷，是對我國社會發展階段的曆史定位。它包含以下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麵內涵：其一，我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基本製度，也就是說，生產資料公有製的主體地位和整個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已經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也已確立。這是構成我國基本國情的首要因素，是我國能夠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政治和社會前提條件，也是進行改革和開放必須遵循的發展方向。這就是說，就社會性質而言，我國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決不能把“初級階段”等同於過渡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或退回到新民主主義社會。看不到這一點，或者忽略淡忘了這一點，就會忘記或將會忘記我們所講的初級階段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其二，我國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即不發達的階段，說明社會生產力還相對落後，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改變這種主要由於我國底子薄、起點低、人口多、人均資源有限等原因造成的落後局麵，需要有一個相當長的艱苦奮鬥的過程，因而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便成為這個曆史階段的根本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