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對中外曆史經驗的深刻理解，鄧小平明確指出：“曆史告訴我們，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證”。在他看來，十多億人口的中國還處於落後狀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1%，而大量的人口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這種兩極分化的悲慘境遇，是已經獲得解放了的中國人民決不能允許的，因而走資本主義道路勢必導致國家四分五裂。而在國際強權政治、資本壟斷的情況下，走資本主義道路是沒有能力參與競爭的，結果隻能是依附、受製於一個或某幾個大國，失去民族獨立的地位。事實證明，“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決大家的困難，才能避免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前蘇聯的解體，為我們提供了在改革中如果放棄了社會主義原則，就會把改革變成改向、改製的實證。而這種改製的後果極為慘重。到1998年，俄羅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隻相當於1991年的1/3，國債已達2000億美元。貧富兩極分化極其嚴重。在迅速形成一個豪富統治階層的伺時，全國近一半人口卻由過去的小康之家陷入了貧困階層或貧困線以下。原來綜合國力已占世界第二位的前蘇聯，改製後正在淪為經濟附庸國地位。這個觸目驚心的曆史大倒退，從反麵說明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確是存在一個堅持什麼方向、走什麼道路的問題。
其次，四項基本原則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製定正確的方針政策提供了基礎。毫無疑義，在新時期我們黨進行的改革開放事業，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具有創新的意義。這就要求我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製定出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的各項方針政策。這裏必須指出，這種創新和解放思想，是在科學理論，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鄧小平理論指導下進行的，而決不能相反，否則，就會把社會主義製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開放，變成同社會主義原則相割裂、相背離、相對立的“改革開放”。鄧小平在1980年2月就曾深刻指出：“我們搞四個現代化，不開動腦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麼叫解放思想？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解放思想決不能夠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軌道，不能損害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全黨對這個問題要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如果像‘西單牆’的一些人那樣，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去‘解放思想’，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到黨和人民的對立麵去了”。這就為解放思想，也為正確製定各項方針政策指明了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他在具體論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方針政策時，明確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撥亂反正，就是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發展生產力”。正是為了發展生產力，必須對我國的經濟體製進行改革，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他特別指出，我們必須保持黨的政策的連續性，包括獨立自主、民主法製、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等內外政策，這些政策我們是不會改變的。“而所有這些政策的基礎，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對此我們更是不會改變，不會動搖的。不然的話，我們的社會就將是一個亂的社會，就談不上安定團結，什麼建設改革、振興中華，都將成為空話”。這充分說明保持以四項基本原則為基礎的政策連續性是極端重要的。鄧小平的上述思想，有助於我們全麵理解和把握新時期各項方針政策的實質，各級領導幹部要真正懂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各項方針政策以及各種措施，都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鄧小平理論指導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製定的，都應當是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鄧小平之所以再三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是各項政策的基礎，也就是要把四項基本原則落實到各項工作中去，切實保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很顯然，如果削弱或動搖了這個基礎，就會從根本上動搖和危害我們黨必須堅持的正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