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信息時代”，信息“共享”，也是甜蜜的謊言。美國人一個月的工資就可買一台電腦，而孟加拉國一個人8年的收入才夠數；國際上各網站80%的信息資料使用的是英文，而世界上90%的人口並不講英文。這樣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窮人和未受良好教育的人就無法“平等”享受了。國際上有人揭露：“美國從世界收集信息，並把這些信息加工成有利於本國的東西，然後再向全世界傳播”。如果再聯係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和“文明際戰爭”論，美國通過信息戰捍衛其“獨特文明的利益”的目的更一清二楚了。1996年5月在南非召開的“信息社會與發展大會”上，許多國家提出全球信息化不應當成為“全球西方化”，甚至“全球美國化”。歐盟委員會前主席德洛爾擔心信息領域將出現美國“一國統治的局麵”。
其實，何止信息領域。無論冷戰時期和冷戰之後，美國一些人鼓吹的“全球經濟”、“全球政治”、“全球意識”，或總稱“全球化”，都跳不出“美國中心”論，擺脫不了“冷戰思維”。他們的所謂“全球化”，實為“美國化”。而這一切，又是為美國“領導”世界，獨霸全球服務的。為了對付美國的全球霸權主義，許多國家和人士反對美國建立自己統治下的“單極世界”，不允許“一個領導人或一個國家像一頭闖進瓷器店的大象那樣為所欲為”。認為要建立“多極世界”，發展多極化，維護經濟多元化，捍衛“文化多樣性”。
麵對“全球化”，作為社會主義大國又處於初級階段的我國，首先要適應經濟全球化這一不可阻擋的曆史趨勢，抓住有利時機，善於從資金、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的全球流動和管理經驗的彼此借鑒中使自己受益，並在參與國際市場（特別是“入世”後）的競爭中努力鍛煉和發展自己；另一方麵，要清醒看到我國防止和抵禦風險的能力還比較薄弱，必須切實保護民族經濟和國家安全，始終掌握主動權，絕不能受製於人，並應時刻防範不測事件。最近美國學者克魯格曼在其《蕭條經濟的回歸》一書中總結了亞洲金融危機，提出必須打破西方近二十餘年來形成的“經濟自由化”的教條，認為西方經濟學具有“雙重標準”，適用於發達國家的原理和政策，未必對發展中國家有效。這對消除我國有的學者對西方經濟學的盲目崇拜和機械照搬是有利的。江澤民同誌說，亞洲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值得我們充分注意。發展中國家如果過分依賴西方發達國家，如果僅僅利用自己的廉價勞動力、消耗自然資源，依賴外國現成的技術產品來發展經濟，而不是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質、努力提高本國的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能力，那就會在國際經濟競爭格局中處於被動和依附的地位。他強調必須從我國實際出發，堅持改革開放，立足於自力更生，堅定不移地相信中國人民的創造力，走出一條同傳統工業化國家不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路子。
其次是，在國際上要堅持反對全球霸權主義的單極化，推動多極化這一曆史趨勢的進一步發展。多極好於單極，這是曆史真理。1815年拿破侖失敗後形成的維也納體製，由於五強製衡，維持了近100年。1919年巴黎和會形成的凡爾賽一華盛頓體係，由於大國一開始就相互爭奪，均勢很快失衡，這座建立在沙丘上的“和平大廈”隻勉強支撐20年。1945年形成的雅爾塔體係，因兩極對峙，相互製衡，維持了40多年。1991年蘇聯一極瓦解，格局突然失衡，兩超爭霸一變而為一超獨霸，肆無忌憚，危險性更大，不穩定因素增多，新舊矛盾相互交錯，各種力量重新組合，全球紛爭此伏彼起。忘記曆史，就可能重複過去；遷就現狀，就可能喪失未來。國際上許多有識之士，包括俄、法、德和第三世界國家許多政要力主多極，反對單極，認為多極格局、多邊製衡，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相對穩定，而目前大國之間的夥伴關係，則是走向多極化的表現之一。當前世界的多樣性與複雜性，決定世界不應由某一國家主宰，也不能要求所有國家實行一種社會製度，而必須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努力改革和完善國際金融體製。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要製定適合中國實際的經濟政策和金融政策，提高防範和化解各種風險的能力，保護自己的主權和安全。無論世界格局最終形成多少極，中國總是其中一極。最根本的是要把自己這一極的事情辦好。
最後，信息革命變“遠在天涯”為“近在咫尺”，“小小寰球”宛如“一村”，而霸權主義卻利用人類的這一智慧成果，通過因特網等各種信息渠道對我社會主義國家推行西化、分化戰略，跑到西方去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和李洪誌一類邪教頭目，也利用信息手段以售其奸。如果隻就信息論信息，似乎無處設防，防不勝防。關鍵問題是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用四項基本原則特別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教育幹部和人民，堅持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宣傳唯物論、無神論，反對封建迷信和歪理邪說。心戰還須心防，精神領域的問題首先要解決人的精神問題。“黑客”襲擊，已成為一個國際問題。美國提出要預防信息戰中的“珍珠港事件”。我們更要有憂患意識，加強科技手段，提高應變水平，絕不讓信息領域出現“九一八”或“七七”事件，以確保從經濟、金融到軍事、國防的機密和安全不受到損害。
3.“全球化”不會替代隻能加速兩個“必然”
從《共產黨宣言》到《資本論》再到《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都揭示和論證一個客觀規律：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人們簡稱為兩個必然。
問題在於蘇東劇變，再加上“全球化”，兩個“必然”還起不起作用，馬克思主義是不是過時了，四項基本原則還要不要堅持？
首先，從十月革命的成功，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到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正是在20世紀，社會主義製度從一國發展到多國，從“一座孤島”變成“一片綠洲”，橫跨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到了8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占世界人口的1/3，領土的1/4，工業產值的2/5，國民收入的1/3.連杜勒斯都擔心美國將淪為社會主義汪洋大海包圍的孤島。實踐和曆史表明，“資本主義的喪鍾”絕非有人說的“遲遲沒有敲響”，而是早已在世界的上述國家敲響；兩個“必然”絕非“烏托邦式的幻想”，而是在地球的上述部分成為現實。萬事開頭難。私有製神聖不可侵犯，資本統治永世長存的迷信畢竟破除了。既然第一、二批的衝擊和試驗能夠得分、獲勝，就會有第三、四批承前啟後。
蘇東劇變後，美國布熱津斯基說的共產主義“大失敗”，尼克鬆說的“不戰而勝”，福山說的“曆史的終結”似乎都出現了。然而，當前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嚴重挫折，畢竟隻是前進中的曲折，高潮後的低潮，並不能改變時代的大方向和曆史的總趨勢。而這種“脫離一般運動”的傾向的發生，固然同起過曆史作用的原經濟、政治體製未能及時改革，既影響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民積極性的調動和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的發揮，又缺乏對各級領導的嚴格監督和對錯誤領導的有力抵製有關，但最根本的是原執政黨特別是戈爾巴喬夫等領導人被“和平演變”而推行了一條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路線。不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靈、社會主義基本製度不行，而是他們由不信、不要到背叛馬克思主義，搞垮社會主義，改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最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前不久美國出版的《勝利——美國政府對前蘇聯的秘密戰略》，透露了美國政府用“攻心為上”之計，動搖前蘇聯領導人對自己製度的信心，成功地誘導了前蘇聯的製度解體。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回憶錄》中談到德國統一問題時，說戈爾巴喬夫同科爾“做交易”。稱戈是葬送世界社會主義的“主角”。最近美刊圍繞推倒柏林牆的幕後外交，公開當年布什與科爾的電話記錄，其中1990年7月17日科爾向布什通報了訪問莫斯科的情況，說戈爾巴喬夫“說了一些我過去從沒有聽到過的話。他告訴我，他的祖父在斯大林當政時期受到折磨並被投入監獄。他妻子說，她的祖父被斯大林政府殺害了——太令人震驚了”。“他已經破釜沉舟了。他不能後退，必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