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全球化”的議論幾乎遍及全球，但人們的理解並不相同，態度更是迥異。有的為它大唱讚歌，有的說它是“陷阱”、“騙局”和“圈套”。這個問題應當怎樣認識，它對曆史進程究竟有什麼影響呢？
1.馬克思、恩格斯有沒有“全球化”思想？
有人引證《共產黨宣言》揭示的資產階級“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等等，論證馬克思恩格斯已經預見到了“全球化”問題。
其實，“宣言”還同時指出：資產階級不僅使“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而且“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即使在生產和經濟領域，馬克思揭示“資本在具有無限度地提高生產力趨勢”的同時，又指出它“使主要生產力，即人本身片麵化”，從而“具有限製生產力的趨勢”。在思想文化領域，《共產黨宣言》揭示“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強調共產主義革命要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和“傳統的觀念”實行徹底決裂。
列寧在新時代論證帝國主義是腐朽的資本主義，但“腐朽趨勢”並不排除“迅速發展”。又指出“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的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民族國家的建立，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間各種交往的發展和日益頻繁，民族隔閡的消除，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的國際統一的形成，這是其二”。對於思想文化，列寧強調“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係，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思想體係。這裏中間的東西是沒有的”。他還指出並分析了“兩種民族文化”。
可見馬列主義的導師們既高瞻遠矚地看到了資本主義經濟特別是生產力不斷發展，走向國際和全球的曆史大趨勢，又堅持唯物史觀，緊密結合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論述生產力，辯證地運用階級觀點分析經濟和思想文化問題。把現在西方某些關於“全球化”的論述，同馬、列的觀點混為一談，顯然是不科學和不嚴肅的。
理論、曆史和現實表明，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發展進程中，既存在著從生產、經濟生活到科學、精神產品呈現世界範圍的“統一”、“一致”的趨勢，又存在著階級、地區、民族、國家矛盾越來越尖銳化而表現為全球性質的對抗、分裂的趨勢。這兩種趨勢相互依存，齊驅並進，構成世界性與民族性、全球性與區域性、趨同與離異、發展與腐朽的統一。它根源於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現在人們說的經濟全球化，實際上就是上述基本矛盾的一個方麵，即馬克思、恩格斯稱之為“生產社會化（性）”向全球的擴張。但由於基本矛盾的另一方麵，即“占有私人化（性）”並未改變，盡管它以資本主義國有化、國際化和跨國公司等形式出現；特別是由於現在的“全球化”是由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策劃、推動、主導和製定規則，人們所說的經濟全球化，既是生產的全球化，又是資本的全球化。發達國家的過剩資本、經濟結構調整後的過時設備在全球尋找“未開墾的處女地”，刮自全球的利潤和資源流回西方。它使發達國家更發達，使貧窮國家更貧窮。而窮國所以太窮，恰由於富國太富。這種全球性的貧富差距拉大，南北鴻溝加深，正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全球延伸的產物，是同經濟全球化伴行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化的必然，也是馬克思、恩格斯說的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分化的全球化。
如果無視或者否定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其發展的兩種趨勢，隻從正麵讚揚全球化，對其負麵避而不談；隻講全球的“一體”和“同一”，不講矛盾的對立與鬥爭；隻講資本在無限地“提高”生產力，不講它也“限製”生產力特別是使人的發展片麵化；隻講它推動生產、科技、信息等全球化，不講它同時導致環境汙染、生態危機、金融投機、國際犯罪直至疾病傳染等全球化。這就同過去隻講帝國主義“停滯”、“腐朽”，不講它仍能“迅速發展”一樣，都是不全麵和不科學的。如果將經濟全球化說成是兩種製度“趨同”，走向“世界大同”，那就脫離了“黨同”與“伐異”俱在，“同一”與“異化”共生，“同質”與“多元”並存的現實，又不懂得沒有對抗與分裂的真正的全球化、同一化、一體化，不可能實現於資本主義統治的世界，更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發產物，而隻能體現在經過社會革命改造後的自由人的“聯合體”中。由此可見，馬克思、恩格斯雖無現今說的“全球化”思想，卻為我們留下了正確認識“全球化”的科學觀點。
2.“全球化”不能搞成“美國化”
“全球化”這一概念是20世紀60年代由羅馬俱樂部提出的。現在西方特別是美國某些人所說的“全球化”，已遠非經濟、技術或信息越出國界，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等而有其特殊含義。他們抹煞“一球兩製”和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在“全球化”的旗號下大搞以“美國化”為核心的“西方化”。
美國學者沃勒斯坦早就坦言，“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生產製度的必然結果，按照以他為主要代表、形成於70年代的“世界體係論”，資本主義以西歐北美為中心，逐漸擴展到俄羅斯等半邊緣國家，再擴展到中國和第三世界的邊緣國家，最後完成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
美國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宣稱，由於有了全球經濟，正在出現的全球主義意識形態“不是放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而是全球主義，有時叫“全球意識”。在七八十年代的冷戰時期，這種要建立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用“全球主義”排斥馬克思主義的“全球化”，顯然同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以及對第三世界的新殖民主義政策起了呼應和配合的作用。
冷戰結束後，兩極體製不複存在，世界走向多極化，經濟日趨多元化。美國卻逆潮流而動，首先在經濟上依仗其在“三大自由貿易區”中，美國主導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相對優勢，既利用歐洲壓日本，又利用日本壓歐洲，一心要建立自己的經濟霸主地位。它極力將世界各主要貿易區納入美國控製下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領導”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甚至謀求治外法權（如達馬托法和赫爾姆斯—伯頓法），操縱經濟危機，力圖在日益突出的國際經濟競爭中攫取用軍事手段難以得到的經濟利益。美國人常講“沒有免費的午餐”，由美國主導製定的市場規則自然不照顧弱者，可憐窮國。名為機會均等，實際上由於各國情況殊異，起點不同，必然受益不均，使全球化隻有利於富國強國，不利於窮國弱國。1999年初的達沃斯經濟論壇年會上，一邊是美國財政部長魯賓重申必須將目前的全球化趨勢徹底保持下去，一邊是主張亟待改變全球化規則的呼聲日高。美國對外推行自由主義，它鼓吹的全球化，不過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對自己則實行保護主義，從貿易保護到資源保護都在其內。它讓本土的石油深藏地下，任森林自行爛掉或被火燒掉，卻花大筆的錢從外國進口石油和木材，表現其對國外稀缺自然資源的掠取和貪婪。
美國利用美元的獨特作用和地位（如2/3的美元在美國之外流通；50%以上的世界貿易用美元結算，60%以上的各國外彙儲備用美元計量等），從其自身利益出發，要別國倉促推行金融自由化，由美國主導金融一體化，致使現今90%的外彙交易不同生產、貿易結合而成為趨利、投機資本。1998年底各國金融市場日交易額高達1.5萬億美元以上。如此巨額資金隨時流動，難以監管，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使國際金融經常處於變幻動蕩之中。而作為金融霸主的美國上下其手，便可使積聚幾十年的一國或數國的經濟毀於一旦。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已形象地證實了這一點。而對這一危機的爆發起了點火作用的美國金融大鱷索羅斯及其一夥掌握的對衝基金，實際上是美國統治集團用以衝擊對手的金融市場，引發經濟和政治危機，便於自己趁火打劫，從中漁利的“經濟巡航導彈”。
美國又利用其對高科技的壟斷和對別國人才的爭奪，充當技術霸主。如因特網一類技術在美國誕生，美國標準便作為全球標準確定下來，從而使美國坐享其成，撈盡好處。克林頓上台後，發展“信息高速公路”，開展信息戰，通過自己的信息媒體和信息產品優勢，向別國推銷自己的價值觀念、“垃圾文化”和生活方式，甚至大搞心理戰術和顛覆、侵略活動。遠的如1989年所謂羅馬尼亞國家安全部隊“屠殺群眾”，“屍體難以計數”的畫麵，1990年海灣戰爭前夕所謂伊拉克軍隊將醫院嬰兒保溫箱裏的小孩拖出來活活凍死的錄像，事後揭露都是偽造的。近的如1999年根據美國的估計，10萬甚至更多的科索沃人和東帝汶人慘遭殺害。經過調查，這個數字被嚴重誇大了，從10萬人下降到1萬人。所謂“科索沃大屠殺”的“萬人坑”，竟“沒有找到一具屍體”。美國《華盛頓時報》11月9日文章認為這背後有政治動機，“目的是爭取公眾對北約空襲南斯拉夫的支持，贏得聯合國的批準和印度尼西亞接受在東帝汶駐紮一支國際幹預部隊”。足見西方的“新聞自由”，已包括政治造謠自由。喊的是“信息真實”，玩的是“數字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