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西方一陣高過一陣的“全球化”聲浪中，民族國家“過時”論、“人權高於主權”論甚囂塵上。
美國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斷言，民族國家“已成了一個危險的時代錯誤”。有人認為“全球化”會把人們帶入“沒有國界的世界”；還有人摘引《共產黨宣言》中的“工人沒有祖國”，論證祖國和民族國家早就“過時”了。事關世人命運與共的民族國家和馬克思主義國家觀、民族觀，不可不辯。
1.按照馬列主義原意理解“工人沒有祖國”
馬克思主義究竟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呢？
首先我們想起了列寧1916年對“帝國主義經濟派”彼·基輔斯基的批評，後者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國家形式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列寧駁斥這種民族國家“過時”論時指出：“時代之所以稱為時代，就是因為它包括所有的各種各樣的現象”，“有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有先進國家所特有的也有落後國家所特有的。”在民族運動、民族國家問題上，至少應當區分三類不同的國家：第一類是西歐和北美的各先進國家，在那裏，民族運動是過去的事情。第二類是東歐，在那裏，民族運動是現在的事情。第三類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那裏，民族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將來的事情。列寧強調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不可一概而論。我們今天看到的民族國家“錯誤”和“過時”論，同當年的“桎梏”論一樣，都是“不善於把某一具體現象和該時代可能發生的各種現象的總和區別開來”，“隻是泛泛地談論‘時代’，而回避這些具體問題，這就是濫用‘時代’這個概念。”
實際情況究竟怎樣呢？
先說西歐的英、法、德等先進國家，早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就形成了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現代民族，並建立了現代民族國家，其中如德意誌是由原先350個小邦聯合而成為現代德意誌民族國家的。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外擴張和吞並其他民族的領土，那些原本隻有一個民族，沒有民族壓迫的國家，內部也有了民族壓迫。這些國家的工人麵對日益加劇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便日漸聯合各民族的工人奮起反抗資本主義。這樣，“在英、法、德等國，‘祖國’已經唱完自己的歌了，已經扮演過自己的曆史角色了”。帶到曆史日程上來的問題，是“從已經過時的、資本主義過度成熟的‘祖國’過渡到社會主義”。“工人沒有祖國”，正是在這種曆史條件和時代背景下，反駁所謂共產黨人“要取消祖國、取消民族”的責難而提出來的。
然而，絕不能據此論定民族國家從此通通“過時”了。
第一，針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情況，魏特林主義者已有“無財產者沒有祖國”的說法。馬克思恩格斯堅持對“祖國”、民族問題作曆史的階級的分析，明確提出“工人沒有祖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一個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是不可能獲得自由的”。它科學地揭示現代社會中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都來自占據統治地位並以祖國和民族的代表自居的資產階級。由於這個階級的剝削和壓榨，各國、各民族的工人水深火熱，朝不保夕，不得不離妻別子，淪落他鄉，甚至被流放驅逐，飄零異國，從而有家不能回，有國不能歸。他們不是“要不要”，而是“有沒有”祖國的問題。“工人沒有祖國”，首先就是說工人的“祖國”事實上已經被剝奪、被“取消”了，早就沒有了，因此“絕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
隨著世界市場的形成和資本的日益國際化，資產階級出於自私的階級利益，正如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教訓時指出的，在“民族義務和階級利益”的衝突中，資產階級政府“沒有片刻的猶豫便把自己變成了賣國政府”。一旦階級鬥爭爆發成內戰，“麵對無產階級，各民族政府乃是一體”。近現代曆史上，資產階級這種背叛民族，出賣祖國，相互勾結，聯合鎮壓工人的事例，不是屢見不鮮嗎？此種客觀情勢，決定各國工人必須聯合行動，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開展共同的鬥爭。“工人沒有祖國”，也就是說各國工人的經濟狀況、階級敵人和解放條件是國際的，他們的國際團結比民族團結更為重要。“工人階級就其本性來說是國際主義的”。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工人對祖國漠不關心。祖國這個政治的、文化的和社會的環境，關係到工人的解放鬥爭，他們理所當然地關心祖國的命運。在資本帝國主義相互爭奪的非正義戰爭中，工人階級揭露資產階級和機會主義者以愛國主義和“保衛祖國”為幌子，唆使各國工人相互廝殺的騙局，決不為共同的敵人當炮灰，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那樣。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麵對反民主的法西斯勢力的進攻，美、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則奮起抵抗，保衛民主製度的“祖國”。這說明即使是“祖國”已經“唱完自己的歌了”的歐美發達國家，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民族國家仍然沒有“過時”。
第二，“宣言”既說“工人沒有祖國”，又說“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所以它本身還是民族的，雖然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列寧認為“如果隻抓住第一個原理”，而“忘記了它同第二個原理”的“聯係”，這將是“天大的錯誤”。這不僅因為“民族是社會發展到資產階級時代的必然產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階級如果不“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如果不成為“民族的”，就“不能鞏固，成熟和最終形成”。還因為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裏，“祖國”還沒有唱完自己的全部曆史之歌。“保衛祖國還可能是保衛民主、保衛本族語言和政治自由、反對壓迫民族、反對中世紀製度”。甚至民族起義、民族戰爭也是“保衛祖國”。因為“任何‘起義的民族’，都是為了‘保衛’本民族不受壓迫民族的壓迫，都是為了保衛自己的語言、疆土和祖國”。馬克思在1848年、恩格斯在1859年、1891年都號召過民族戰爭。列寧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是今天說東，明天說西，頭腦不清呢？不是的。依我看，在民族戰爭中承認‘保衛祖國’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
20世紀30、40年代，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戰爭中的策略，便是據此製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非、拉的民族民主運動風起雲湧。有關國家的工人階級不僅積極投入鬥爭，有的還為“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而英勇奮戰。在這樣的時代和條件下，民族國家根本不是“過時”或“錯誤”的問題，而是必須建立和堅決保衛的問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如果對民族民主運動抱消極、旁觀態度，就會脫離廣大人民，削弱自己的群眾基礎；就等於把運動的領導權拱手讓給資產階級及其政黨，而使自己在獨立後的民族國家中處於被動地位。這種曆史教訓必須記取。
第三，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後，隨著新型國家——工人階級專政和新型民族——社會主義民族的出現，也就形成了新興民族國家——社會主義民族國家。其中多民族國家無論實行聯邦製（如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還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如中國），由於舊的剝削製度和剝削階級的消滅，國內各民族之間是平等、團結、互助的友好關係，各社會主義民族國家之間則是平等與獨立自主基礎上的聯合與合作關係。這種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民族國家及其內部關係和國際關係，當然不是“時代錯誤”，而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代必然，不是“過時”之物，而是新生事物。
也正因為這樣，馬克思主義者對祖國問題的整個提法就根本改變了。十月革命一勝利，列寧便一再說：“1917年10月25日以後我們是護國派”，“我們已經獲得做無產階級護國派的權利”，因為祖國已成為社會主義的了，“必須保衛社會主義祖國”，並“要求一切人嚴肅地對待國防”。當時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頭腦僵化，習慣地把“護國主義”看成是錯誤的，連“保衛社會主義祖國”也加上引號，以示譏諷；又從狹隘的愛國主義出發，將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暫時“讓出空間”，以“贏得時間”，鞏固新生政權看成是“背叛祖國”。列寧批評了他們的錯誤，強調做一個社會主義者，就要正確處理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關係，曆史地辯證地將兩者統一起來。
接著，外國武裝幹涉者入侵。列寧領導的政府宣布“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號召人民誓死保衛，並提出“一切為了前線”。後來，從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反法西斯偉大衛國戰爭，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也無不表明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旦成了國家的主人，便變為“社會主義祖國的護國派”，“保衛祖國”便有了新的曆史內涵。全力捍衛社會主義祖國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堅決維護社會主義祖國的主權與尊嚴，既是我們的神聖權利，又是我們的光榮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