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大千世界的一部分，當代是曆史長河的一小段。我們從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片刻離不開七大洲、兩百多個國家和地區、60億人口的這個當今世界大環境；我們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緊密聯係著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個人類曆史大時代。列寧說：“隻有了解了某一時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這一基礎上去考慮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的更具體的特點”。正確認識國際環境和曆史時代，我們就能保持清醒的頭腦，科學地製定黨的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在錯綜複雜、瞬息萬變的時間和空間中，知所取舍進退，善於在任何情況下既能堅持改革開放這一強國之路，又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立國之本，朝著我們的偉大目標，不屈不撓、堅毅不拔地奮勇前進，走曆史發展的必由之路。
時代問題是我們認識和處理問題的出發點和基本依據。現在我們究竟處於什麼樣的時代？人們的答案並不一致。從20世紀40年代興起新技術革命以來，或從科技或從經濟角度，西方就有“高科技時代”、“空間時代”、“核時代”、“電子時代”、“信息時代”、“電腦時代”、“數字時代”以及“後工業化時代”、“全球化時代”、“知識經濟時代”等等不同的提法。如果在一定範圍內和從一定意義上使用，這些提法各有其合理性和積極作用。但若作為社會發展史上的時代、曆史大時代，並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層次上審視和深思，又有許多地方需要商榷和探討。
馬克思主義向來高度重視科技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馬克思提出“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認為科學是一種在曆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但他從不離開勞動（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勞動人民（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生產資料和社會製度而將科學、技術和知識看成社會曆史發展的決定力量，更不據此劃分社會形態和曆史時代。他的《哲學的貧困》中有一句常被人引用的話：“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這裏強調“社會關係和生產力密切相聯”，然而在表述社會形態時，他不是按生產力而是按生產關係特別是階級關係，將它們分別稱為“封建主的社會”和“工業資本家的社會”。在《共產黨宣言》中，則把它們稱為“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將當時所處的時代稱為“資產階級時代”。恩格斯說：“每一曆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曆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並且隻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曆史才能得到說明”。列寧進一步指出：“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曆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
可見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經典作家都堅持將生產方式，特別是經濟製度和社會階級作為存在著階級對立或仍然有階級的社會劃分曆史時代的基礎。那麼，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馬克思主義關於劃分時代的基本觀點和方法是否過時，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性質是否改變了呢？法國學者薩特認為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我們時代的哲學，它是不可超越的，因為產生它的那些曆史條件還沒有被超越”。隻要社會關係的變革和技術的進步還沒有將人類從“匱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馬克思的命題就是不可超越的。薩特不僅從技術，更從階級和製度方麵區分時代，其認識比現在那些單用“電子”、“信息”、“知識”一類標明時代的學者要全麵和深刻得多。美國學者海爾布隆納說，馬克思“從簡單商品開始的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我認為是我們所見過的最值得注意和最發人深省的敏銳思維之一”。“隻要資本主義存在著，我就不相信我們能在任何時候宣布他關於資本主義內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錯誤”。看來，越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而能客觀地觀察世界的人，對馬克思主義與我們時代的認識就越清醒而不被某些現象和非本質的東西所迷惑。
當前，對我們所處的時代，究竟應該怎樣表述呢？
馬克思恩格斯早已論證社會發展一般要經曆五大社會形態。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轉變為後者的過渡時期。列寧認為爆發於1917年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創全世界曆史的新時代，由一個新階級實行統治的時代”。又說“現在地球上有兩個世界”。根據本世紀的實踐和對世界形勢的估量，理論界許多人認為，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以十月革命為開端的人類從資本主義逐步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過渡的時代。冷戰結束後，兩極體製瓦解，但兩種製度的“兩個世界”的基本格局仍然存在，帝國主義同社會主義、同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同被壓迫被剝削民族之間的矛盾，仍然是當今世界的基本矛盾。正是這一基本格局、基本矛盾，決定我們時代的基本內容和運動走向，說明上述關於時代的提法並未過時而仍然正確。
這樣的曆史大時代，決定世界資本主義雖可利用高新技術使其“延長壽命”，並顯得“有生命力”，但畢竟大勢已去，不可能“萬世長存”。也決定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生產還比較落後，並有非公有製經濟成分存在，但應運而生的社會主義是最有生命活力和最有遠大前途的製度；決定我們在初級階段隻有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才能保證社會逐步走向更高的發展階段，而不發生這樣那樣的停滯、逆轉和倒退。
但是，有些關於時代的提法，看來是不準確的，難以認同的。
一是說我們“已處於知識經濟時代”。
“知識經濟”這一概念是聯合國機構於1990年提出的。1996年亞太經合組織第一次釋作：“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我國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和看法很不一致。像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最為發達的國家，克林頓1998年國情谘文中也隻說“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信息時代”。江澤民同誌1998年在慶祝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談到：“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知識經濟已見端倪，國力競爭日趨激烈。”顯而易見，某些人超前炒作，將我們的時代說成“知識經濟時代”，甚至“精神經濟時代”，並隨心所欲地加以解釋引申，搞成“知識經濟是個筐，什麼都能往裏裝”。這種做法是值得懷疑的。
首先從理論上說，知識與經濟、精神與物質、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是不能機械割裂和完全對立的。世上沒有毫無知識的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沒有離開物質的精神和無須生產勞動、實物經濟的精神經濟，更沒有不“勞力”、隻“勞心”、“心想事成”的“知識超人”獨斷的知識經濟。根據唯物史觀，“物質生產的發展，即整個社會生活以及整個現實曆史的基礎”。“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滅亡，這是每一個小孩都知道的”。今天少數西方發達國家大肆宣揚並帶有廣告色彩的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例如美國比爾·蓋茨的微軟公司，正是以技術壟斷並以大多數國家的很不發達，特別是生產技術的落後和人們知識的貧乏為“基礎”的。當今之世，科學、技術、知識對生產的影響日益加大和在產品中的含量迅速提高，迫切要求我們必須依靠科教興國、強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科學、技術、知識總是由一定的人、階級、製度所掌握，並因不同的人、階級、製度而發揮不同作用的。一個“知識經濟時代”或“精神經濟時代”，反映不出這些差別，更不能揭示時代的社會本質和發展動力。加之現代科技迅猛發展，曆史時代卻具有相對穩定與長期性，是不能與它同步變異的。
再看我們的國情。我國近13億人口中，科盲的總人數達5億人口，全國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中，能形成產業規模的僅有5%。據科技部一研究中心的有關研究結果，從包括知識的生產、投入、激勵、存量、流通等綜合指標看，如果把美國現有水平作為一個發展標準，以1來衡量的話，我國僅有0.26.從知識產業的發展水平看，1996年我國知識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3.06%，而美國在50年代已為29%，我們落後40多年。有關專家認為：“如果說美國剛剛進入知識經濟階段的話，則中國正處在知識經濟的萌芽期，多數地區不具備以知識經濟作為主要發展戰略的基礎”。自然不排除某些發達程度較高地區率先實施知識經濟發展戰略。
總的來說，我們應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實際出發，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走農業、工業和“知識”三者並行發展的道路；在許多欠發達地區，更應把工業化作為當務之急。在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同時，決不能偏廢勞動密集型產業。否則，不利於9億農民和農村人口的就業和增加收入。馬列主義理論和正反麵經驗告訴我們，社會經濟的發展階段可以“縮短”，但不能“跳過”。某些連教育也欠發達的地區，脫離實際地提出以知識經濟為主，趕“知識經濟時代”的時髦，確如有的專家所說有“清談誤國”的危險。我們應當全麵落實鄧小平關於“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高科技領域的一個突破，帶動一批產業的發展”，“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等思想和科教興國戰略，認真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大力推進國家創新體係建設，加速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把科技實力變成現實的第一生產力，使我們的綜合國力迎頭趕上國際先進水平。
二是說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
和平與發展的提法，國際上早已應用。如1975年6月在墨西哥召開的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其主題便是：“平等，發展與和平”。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主題為“發展，和平與平等”。順序有所調整。冷戰結束後，國外不少人出於主觀願望和樂觀主義估計，認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到來了。我國情況有所不同。毛澤東1939年在《婦女們團結起來》中說：“現在世界是處在戰爭與革命的新時代”。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現在的世界，是處在革命和戰爭的新時代”。“戰爭與革命”的次序改為“革命與戰爭”。近20年來，特別是冷戰結束後，人們稱“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是為了區別於上述“戰爭與革命”的時代。也有人認為上述提法根本不對。其實，在人類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曆史大時代中，是會出現具有不同特征的若幹發展階段的。根據馬列主義關於戰爭、和平與革命問題的理論和策略，毛澤東總結兩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中國與其他國家革命的經驗，將戰爭與革命提作他當時所處的時代的主題，以區別於自由資本主義的和平發展階段，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尼克鬆稱“第三世界是戰爭和革命的中心”，不是也采用了這一提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