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強國之路，為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發展方向，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的界限
任何一種社會製度，都會有一個適應生產力發展而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過程，社會主義製度也是這樣。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製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仍然存在著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本質上是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它又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麵同生產力的發展是相矛盾的。這種情況，也同樣表現在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的關係上。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種基本矛盾同以往社會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因而解決的方式也完全不同。它不需要通過劇烈的對抗和衝突的方式來解決，而是可以通過社會主義製度自身的力量加以調整解決，通過這種自覺的活動，使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相適應，從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推動社會進步。這就是說，社會主義是通過內在矛盾的運動，通過自身的改革而不斷向前發展的。同時，由於各國的具體國情不同，因而建設社會主義不可能有普遍適用的固定不變的模式。列寧說：“由於開始向建立社會主義前進時所處的條件不同，這種過渡的具體條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應當是多種多樣的。地方差別、經濟結構的特點、生活方式、居民的素質、實現這種或那種計劃的嚐試，所有這些都必定會在國家這個或那個勞動公社走向社會主義的途徑的特點上反映出來。”因此，建設具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任務，也是改革開放的一個根本性目的。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是我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也是社會主義製度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的必由之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提出了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的思想。1978年10月11日，他在中國工會第九次代表大會上就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後麵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麵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在這裏，鄧小平是把改革作為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場偉大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來看的。1984年10月6日他在一次談話中指出：“這幾年進行的農村的改革，是一種帶革命意義的改革”。隨後他又多次明確提出“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的思想。
由此可見，把改革作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準確地反映了這場變革的深刻性。從廣度上說，改革是社會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麵體製的全麵改革；從深度上說，它不是對原有體製細枝末節的改動，而是帶根本性的變革。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充分證明這場變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正是由於這場變革的深刻性，因而整個改革開放過程都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就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應當指出，由於各國的具體國情不同，社會主義各國正在進行的改革和開放的具體途徑和形式也必然各有特色，不會再有一個共同的模式。但是，作為社會主義製度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的改革開放，又必然要遵循和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諸如，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鞏固與發展，以及有利於社會成員共同富裕的發展方向等。這是任何社會主義國家在尋求適合自己國情的建設道路時都必須遵循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這正如鄧小平在1986年9月同外賓的一次談話所指出的：“我們兩國都在搞改革。……我們兩國情況不一樣，所以具體方法也不一樣，但是總的目標是一致的。無非是三條：第一，鞏固社會主義製度；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第三，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他把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作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提了出來。事實上，在我國提出改革開放之初，就有人借著我們改革過去體製上存在的弊端之機，散布對社會主義製度和共產黨領導的懷疑，企圖扭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當時，鄧小平就針對黨內外出現的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全盤西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指明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提出的“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成為我們黨在新時期領導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中必須具有的共識。所以，我國的改革開放，是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根本前提的，隻有這樣，才能確保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當然，也隻有堅持改革開放才能更好地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才更有利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們必須正確把握這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